李謐文集_學達書庫

李謐

　　謐字永和，瑒弟，師事孔璠，複為璠師，州再舉秀才，公府辟，皆不就。延昌四年卒，諡貞靜處士。

　　△神士賦

　　歌曰：周、孔重儒教，老、莊貴無為。二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生乎意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樂，終不為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魏書·逸士李謐傳》）

　　△明堂制度論

　　餘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于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准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准，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雲：「今群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個，複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群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複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崳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餘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于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頠賢于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餘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改之以訓注，博采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凡論明堂之制者雖眾，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改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餘故采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室，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個，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個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個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個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于《盛德》；改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眾儒，儻或在斯矣。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幾，堂上度以筵。」餘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于堂之修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鹹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祀，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為當矣。

　　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個，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方，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于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于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于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于房中，則西房。」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個，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

　　《記》雲：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亻垂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

　　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雲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餘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口之外為文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複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雲：「四房兩夾窗。」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饔牖之室，蓽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複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之眾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逾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複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複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製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後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鬱鬱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雲「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于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雲「室中度以幾，堂上度以筵」，而複雲「凡室二筵」，而不以幾，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

　　《盛德篇》雲：「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個，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餘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為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窗，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修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為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偽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

　　餘今省彼眾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為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嘗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魏書·逸士李謐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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