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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四

  感傷常是一個人的療養所,尤以年輕人為然。在那兒,人們常能獲得治癒創傷的機會。維梁離開書店,漫無目的地搭上了夜車南返。怒吼的北風、漆黑的夜,也許這就是他所期待的。一小時多之後,他就到了斜風細雨裡僅有幾盞孤燈的新店仔車站的月臺上。在風聲裡,雙腳踩上砂礫的細微聲,窸窣地傳入他的耳朵裡。

  已是另外的一天了,但距天明還有一大段冗長時間。他可以去敲大哥家的門,可是他不想去。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他選擇車站的候車室,做為他的那個療養所。他一直忍著不讓自己哭,不讓淚水滴下。候車室大約有十坪大。一盞也許是二十燭大小、裸露的電燈懸在屋頂的中心,昏黃的火光照出幾把長板凳。三面都是玻璃窗,可以看見街路的幾盞路燈與月臺上的燈,都發著潤濕的微光。

  他並不冷,但覺心口在跳動著,渾身發熱。

  他在昏暗的一角落座。他靜靜地讓忍住多時的雙淚迸流而下。

  他哭了整整一晚。

  可是這一場內心的創傷,他並未向任何人訴說,連唯一知己的大哥,他也隻字未提。當大哥對他的忽然出現顯示驚詫的眼光,問他為什麼回來時,他也只是以淡淡的口吻回答「臺北待膩了,不想幹了」而已。他的心腔裡已有了一條新航路,那就是為臺灣人爭取福祉。在他的感受裡,這是一條夠明顯的路,但也是渺茫模糊的,因為那些從事臺灣議會請願運動、組織臺灣文化協會以及發行「臺灣青年」的人們,全都是有錢有勢有地位,而且學問高深的。他自認還沒有資格與他們為伍,他常想:將來,我到了能夠也在「臺灣青年」發表言論的程度時,再加進他們陣容之中也不遲。他有了個結論:這是一樁回天大事業,相較之下,感情的事實在太渺小了,這種兒女私情,深藏在自己心中深處便夠了,又何必向誰提起呢?

  即在大哥調差回來以後,雖然為時尚短,相處的機會還沒有多少次,但是總算也促膝傾談了若干次。在這幾次的傾談裡,他也絕口不提在臺北的往事,不過他的話倒是說得不少,而且常是侃侃諤諤,熱情洋溢。

  維棟聽了幾次弟弟的話,對弟弟的變化,不僅驚歎而已,還確實覺得開了不少眼界。他痛切地發現到,自己所知實在太少太少,而且太淺薄太淺薄了。那些事,他原本以為自己也知道的,可是聽了維梁的話,他才明白過來,原來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在背後還大有文章哩!

  好比堂房阿四叔與堂兄維浪哥的事,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維棟在近幾年來也聽到過一些有關他們父子倆的事。他們也都是榮邦公派下的子孫,在維棟來說是遠房的堂叔與堂兄,在鄰莊耕幾畝「官有地」,父子倆辛辛苦苦耕了二十多年的地,至今猶貧窮異常,最近還因為欠「會社」的租穀,面臨絕境,說不定可能遭撤佃的命運。維棟因為長年在外,老屋的人們的情形,已經不太熟悉了,所知道的事也不十分真切。不過傳聞裡,他們是遭到一些變故的,例如十幾年前阿四叔母與阿浪哥的兩個弟弟相繼得了奇病,先後過世,因了這變故,他們第一次舉債,以後就一直陷溺在困窘的境地之中。這是「命」,人力是無可如何的。像他們父子那麼勤快的人,就是打零工做長年,幾十年下來也可以掙得一份家產,無虞溫飽。這不是命運之神的捉弄,還會是什麼呢?

  糟的是他們耕的土地是「官有地」。官方早已經把那些土地「拂下」【注:類如放領。】給「會社」了。他們必須照租約向「會社」繳納租穀,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他們衣食不繼,而且拖欠租穀,越拖越多,這不是命運不濟又是什麼呢?因此維棟對他們雖有滿心的同情,卻也是無可如何的。

  然而,照維梁的說法,他們的貧窮,一大半是官方造成的。例如「官有地」這個事實就大有問題。原來阿四叔的那些土地,確實也是他們陸家人的,是一百多年前榮邦公派下的大房天貴公買下的一大片未墾地的一部分。可是日本人來台後,先後沒收參加抗日義軍的人的土地,不久更開始了地籍調查,展開了全面性的巧取豪奪措施。

  照說,所謂地籍調查本是現代政府的不可缺的工作,查明何處已開墾,面積多少,業主為誰,作為行政管理以及課稅的依據。但是日本人那麼兇惡,「走反」時的屠殺與縱火情形,人們記憶猶新,又加上許多農民無知、怕事,結果調查時許多農民都不知插標,變成無主的土地。既是無主之地,日方自然收歸官有,即成了「官有地」,赤牛埔、淮子埔、五角林一帶的山野,就是這樣變成官有地的。日閥當局為了搶奪臺灣人的土地,經過精心設計,造成了這種結果。這些土地,總督府當局一方面為了使它發揮最大的效用,另一方面也為了討好日本的大資本家及制糖會社,一大筆一大筆地「拂下」,造成資本家壟斷臺灣土地的現狀。

  維梁還向維棟提出了一些數目:合資會社三五公司有三千七百余甲,南隆農場四千餘甲,今村農場一千六百甲,日本拓殖會社擁有水田三千甲,台糖會社在臺灣各地的土地更達十萬三千甲,幾個官營移民村合計也有萬餘甲。這些還只是平地的土地,山區的林野地更不得了,合計有二十萬甲以上,歸三井、三菱會社所有。臺灣的農地大多數原本就沒有多少,這種奪取土地的結果有多麼嚴重,實在無法想像。許多許多的農民都失去了耕作機會,只有當一名零工或小佃人,為制糖會社或日本仔農場用血汗與勞力來換取低微的「賃銀」,維持可憐的生計。這是什麼?說是奴隸也好,牛馬也好,總之這種生活不是人過的。可是他們能夠不過嗎?

  在阿四叔、阿浪哥父子倆的立場,這也還罷了,更糟的是他們有個古老的墾荒時期流傳下來的觀念,認為個人努力去開拓、墾殖,以後便可以將墾地擁為己有。根據阿四叔的說法,是這樣的:「道光手是這樣,光緒手、宣統手也是這樣,如今的明治手、大正手,又怎麼會不一樣呢?我開了,我便會納稅啊。不然,誰給皇帝老子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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