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張小嫻 > 三月裡的幸福餅 | 上頁 下頁
二二


  「不是說不要再見嗎?祝你永遠不要悲傷。」我抱了他一下,依依地放手。

  「你這樣令我覺得自己很沒用。」他難過地說。

  「沒用的是我。」我掩著臉,不讓自己哭。淚,卻不聽話地流下來。

  「我回去啦!」我轉身跑進大廈裡,把他留在微風中。

  離開香港前的一天,我約了良湄再去那間印度餐廳吃飯。

  「你還有心情吃東西嗎?」她問我。

  「不,我只是想來占卜一下將來。」

  那盤幸福餅送來了。

  「我也要占卜一下。」良湄先拿一塊餅。餅裡的簽語是:

  想把一個男人留在身邊,就要讓他知道,你隨時可以離開他。

  「說得太對了。」良湄說。

  我閉上眼睛,抽了一塊。

  「簽語是什麼?」良湄問我。

  簽語是:

  我們的愛和傷痛,是因為世上只有一個他。

  是的,只有一個他。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我帶著在威尼斯買我和文治送給我的玻璃珠,一個人到了紐約。

  卡拉.西蒙的工作室在第七街,我在格林威治村租了一間小房子,每天坐巴士去上班。

  紐約和香港一樣,是個步伐急促的城市,人面模糊。我認識了一些朋友,週末晚上可以和他們共度。

  卡拉跟楊弘念不同,楊弘念是個極端任性的人,卡拉卻是個很有紀律的設計師。她上午剛剛跟丈夫辦完離婚手續,下午就回到工作室繼續工作。回來之後,她只是淡淡的說:

  「不用天天跟他吵架,以後可以專心工作——」

  卡拉是很愛她丈夫的,他也是時裝設計師,兩個人一起熬出頭來,她名聲漸噪,遠遠拋離了他,他愛上了自己的女助手。

  「關於成名,女人付的代價往往比男人要大。」卡拉說。

  是的,每個女人都希望自己所愛的男人成名,但不是每個男人,也希望自己的女人成名。

  在紐約半年,我沒有到過唐人街,我刻意不去知道關於香港的一切,可是,我並沒有因此忘記文治。每天晚上,我看著放在玻璃碗裡的、他送給我的十二顆有國旗的玻璃珠,這是我在冰冷的異鄉裡努力的因由。我做每一件衣服,都是為他而做的。

  那天,在信箱裡,我收到良湄從香港寄來的信。

  蜻蜓:

  你好嗎?

  現在是香港的春天,本來想傳真給你,但是我希望你能看到我的字跡,這樣好像比較親切。

  我的月經遲了兩個月沒有來,我很害怕有了身孕。那一刻,我才知道我多麼不願意替熊弼生孩子。

  我曾經想過要懷著他的孩子。每個女人,在愛上一個男人時,都會有這種想法吧?當他壓在我身上時,我多麼希望我就這樣為他生一個孩子,孩子體內流著我和他的血。

  許多年後的今天,我竟然不希望這件事發生。驗孕結果證實我沒有懷孕,我高興得一口氣去買了八套衣服。那一刻,我才發現,我已經不愛熊弼了。

  良湄

  P.S.徐文治升職了,他現在是副總編輯,仍然有出鏡報告新聞。他還沒有跟曹雪麗結婚。我想,他仍然思念著你。

  時光流逝,我愈想忘記他,印象卻愈清晰。他有很多缺點,他猶豫不決,他沒勇氣,他沒有在適當的時候出現,當我如許孤單的時候,他不在我身邊。可是,因為他離我那麼遠,一切的缺點都可以忘記,只有思念抹不去。

  復活節前的一個禮拜,我回到工作室,卡拉神秘地拉著我的手說:

  「你看誰來了?」

  楊弘念從她的房間走出來。

  在威尼斯分手以後,已經大半年沒有見過他了。他還是老樣子。

  「很久不見了。」他說。

  「你什麼時候來的?」

  「昨日剛剛到,沒想到你在這裡工作。」

  「她很有天份。」卡拉稱讚我。

  「當然,她是我教出來的。」楊弘念還是一貫的驕傲。

  「你會在紐約留多久?」我問他。

  「幾天吧。你住在哪裡?」

  「格林威治村。」

  「那裡很不錯。」

  「我住的房子已經很舊了。你什麼時候有空一起吃頓飯?」

  「今天晚上好嗎?」

  「今天晚上?沒問題。」

  「到你家裡,看看你的老房子好嗎?」

  「好的。」

  晚上八點鐘,楊弘念來了,手上拿著一束紅玫瑰。

  「給你的。」

  「你從來沒有送過花給我,謝謝。」我把玫瑰插在花瓶裡。

  「要喝點什麼?」

  「隨便吧。」

  「你可不是什麼都肯喝的。」我從冰箱裡拿出一瓶「天國蜜桃」給他。

  「謝謝。」他笑說。

  「這些日子你去了哪裡?真沒想到會在紐約見到你——」

  「是卡拉告訴我,你在這裡的,我特地來看看你。」

  我愕了一下,我還以為他是路經此地。

  「沒什麼的,只是想看看你。」他補充說。

  「謝謝你,我在這裡生活得很好。」

  他拿起我放在案頭的相架,相架裡鑲著我兒時在公園打秋千的那張照片。

  「這是你小時候的照片嗎?」

  「嗯。」

  「我從沒見過——」

  他完全沒有察覺照片裡有一個拾皮球的男孩。除了我和文治之外,誰又會注意到呢?

  「冷嗎?」我問他。我聽見他打了一個噴嚏。

  「不——」

  「紐約很冷,叫人吃不消。」我說。

  我腳上依然穿著文治送給我的那一雙羊毛襪。

  「這種羊毛襪,你是不是有很多雙?」他問我。

  「為什麼這樣問?」

  「每逢冬天,我就看到你穿這雙襪。」

  「不,我只有這一雙——」

  「那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沒有,只是這一雙襪穿在腳上特別溫暖。」

  我把晚餐端出來:「可以吃了。」

  「你在卡拉身上學到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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