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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寫作生涯（自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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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遠祖源自山東省齊河縣，即是《老殘遊記》中描寫的，那個年年受黃河氾濫災害的地方。 由於連年災荒，生活艱困，身為佃農的祖先便忍痛遠離故鄉，到山海關外的陌生世界裡去開創新天地。勤奮是可以致富的，他們以不畏難的精神，用血與汗去與天爭，除荊斬棘，翻土播種，終於獲取成果，得以生存，定居。因此我的故鄉是黑龍江。 祖父瑞鄉公是個英明果斷的胸懷大志的人，雖以勞力換取了豐衣足食，卻不以為滿足，他認為智慧與學養，也是做為一個優秀的人必不可少的條件，所以，把他的三個兒子，伯父、父親和叔父，都送到學校裡去讀書。 父親在北京法政大學畢業後返鄉服務，與就讀哈爾濱醫專的母親成婚，「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人迫害知識份子，他們雙雙逃到北京，這是我為什麼在北京出生的原因。 在北京的幼兒時代是溫馨可愛的，但「七·七」事變的炮聲震碎了我的無憂世界，我童稚的心靈初次嘗到國破家亡和逃難的滋味。我們在前面逃，日本侵略者在後面趕，直逃到四川重慶才停住腳。 抗戰時期物資缺乏，我家住在市郊的小鎮沙坪壩，孩子們既無玩具也無今天的所謂《兒童讀物》，我的最有趣的「遊戲」便是蹲到書店的擺書的大桌子下看白書。我那時看書不知選擇也不懂好壞，從張恨水到莎士比亞一概翻開就看，而最喜歡的是劇本，曹禺、郭沫若、吳祖光的劇本曾一本不漏地讀過，以至最早夢想過當演員，後來看了張恨水的《春明外史》很受感動，認為不如當記者，最後又覺得還是詩人最瀟灑，何不寫詩？在四川由童年到少年期那七八年，我便是這麼懵懵懂懂地做著白日夢過去的。以寫作做為終生職業的念頭，可說從那時就萌生了。 抗戰勝利，新的戰火又起，故鄉正在進行土改，親屬四散，我家在瀋陽住了一年，我在那兒讀了一年中學，前往南方，在南京過了一年動盪不安的生活，又隨人潮渡過海峽，到達臺灣。在臺灣，我走過彷徨的少年期，長大成人。 我很早便開始了自食其力的職業婦女生活，做過電臺播音員、編輯、銀行職員等等，直到一九六○年遠赴巴黎研習設計美術。連我自己事先也沒料到，會轉到瑞士來學習，在瑞士成了領有執照的美術設計師。 原以為藝術與文學在我心裡佔有同等的地位，當我真正從事美術設計的工作時，才體會到，文學對於我是流在血裡的東西，永遠不可能相忘，就像過去那些年從來不曾忘記過一樣。 事實上，不管我在從事哪種職業，從沒放棄過在工余時試著寫作。到歐洲的最初幾年，我仍是個業餘寫作者，通常是寫些遊記，寄到臺北一個叫《自由談》的雜誌上發表。 我真正不間斷的專業寫作，是自一九七二年起始。那年二月，我初次回到離開了十幾年的臺灣，發現景物人物均已全非，非得幾乎連原來的自己也找不到了，震撼之大，感觸之深，引我很自然地深思起一個問題：那麼多的炎黃子孫寄身異域，到底是基於何種因素？付的是什麼代價？他們對故國故園的感情是怎樣的？ 於是，回到歐洲我便開始振筆疾書，寫出了一連串的短篇小說、長篇小說、散文之類。我的作品在臺灣、香港、新加坡、和美國、歐洲的中文報章雜誌上發表，到今天結集成書的共二十餘本，其中若干有臺灣和大陸的不同版本。由於我的作品很真實地反應了海外華人的心態，也就很引起海外華人讀者的共鳴，在過去二十年間，曾多次應邀到不同的國家，為華僑和留學生團體做演講或開座談會。 瑞士是世界上最求好心切、講規律好清潔的國家，人民勤快的程度令人吃驚，在這兒做個家庭主婦自然不是輕鬆的事。 我於一九六一年與外子結婚，他是個學有專長的科學家，也是終年的工作、奔波，後來有了孩子，瑣碎事愈形增加，因此我們一直生活在忙碌與勞累的狀況下。 孩子們小的時候，我總是清晨五點即起，一杯咖啡下肚，提筆就寫，他們起床前已寫了兩個小時，白天一整天帶孩子，採買、打掃，做家務，晚上還要熬夜寫上一陣。近幾年來，由於健康關係，不敢起早貪黑地趕了，出產量已減低，追求的是質的提升，和打入西方文壇。 很坦白地說，做為一個長居海外的中國作家，處境是很尷尬，心情是很寂寞的。明明是生活在西方人群中，卻沒有一個西方人弄得清你在做什麼：也許他們知道你是個寫文章的，可是誰又認識中文字？你明明是做文學工作的，偏偏當地的一切文化活動都沒你的份，他們看你就是個普通的外國人，文藝圈裡沒你的立足地，你嘛，寫了文章只好往中國寄。寫文章給自己的同胞讀原是我的目標，千願萬願，絕無所怨，但是我拿的是瑞士的護照，將一生住在這個國家，而他們不能讀我的作品，不把我當作家看待，這該是何等的孤絕和寂寞？因而我對自己說，必得設法打開這種苦悶的局面。 西方人對中國文壇是陌生的，投注的關懷也是有限的，除了極少數專門研究中國文學的漢學家之外，可說根本缺乏興趣。在這種情形下，一個孤軍奮鬥的「外國」作家，雖有打開局面的決心，實際上是難得不知從何著手。 但是，我終於走通了一些路，如今是瑞士全國作協的會員，國際筆會瑞士筆會中心的會員，瑞士亞洲文化研究會，和德國柏林市作家協會，以及一些與文學相關團體的會員。在這些組織裡，我不單是唯一的華裔，也是唯一膚色不同的「外國」人，每當開會，坐在一群黃髮碧眼群中，顯得十分特殊。反對的聲音當然是有的，但更多的是友善的支持和熱情的接待，在一些西方文壇人士的眼睛裡，我這個中國人是直爽寬厚不耍心機的，認為可以交個朋友，也正因此我才能夠進入他們的圈子。 一九八七年初，我的第一本翻成德語的短篇小說集《夢痕》（Traumsyuren），在西德出版，因為內容描寫的全是海外華人的遭遇和感情，寄居他鄉的寂寞，日常生活中的困難，使西方讀者初次注意到，原來這些移民來的中國人的生活和心理，並不似他們想像的那麼單純，在豐衣足食之外還有精神的需求，家國之思，和因西方社會對華人歧視而衍生的困擾。這使他們很出乎意外，立即引起廣泛的注意，瑞士的幾家大報都有評論和介紹，記者來採訪、電視來做專題記錄影片，許多文化團體來邀請我做演講。自從《夢痕》出版後，在西德和瑞士，我至少做過十場以上的演講。通常的情形是：從主持人到聽眾全部是西方人，只有我這個主講人是東方人——中國人。 起始時，我對這種情形頗不習慣，心理上有一種特別孤單的感覺，但兩三次演講下來之後，便完全習慣了，而且很樂於接受這個任務，因為，這是使西方人認識中國和溝通中西文化的好機會，西方文化界的朋友肯于連續邀請我這個中國作家或演講或座談，與其說是我本身的光榮，倒不如說是一個中國人的光榮，能使中國人光耀的事我都願意做，所以，在主活極度忙碌而體力又不勝負荷的情況下，我仍在竭盡所能。 那年的新年剛過，瑞士的大報之一《城區新聞報》（Der Landbote）用十九天的時間連載我的中篇小說《翡翠戒指》（Der onadering）。瑞士的一家出版社在一九八八年為我出版了第二本德文小說。長篇小說《我們的歌》德文譯本，將於今年底在德國出版。這是我在西方文壇中一點小小的收穫，寫作生涯的新里程碑。 我於一九四九年離開大陸，礙於種種的原因，三十年來不敢踏上故土一步，然而，思鄉之情是無法按捺的。一九八二年的初夏，我終於不顧輿論和可能遭遇到的困難，重新回到生長的地方。三十餘年的長離別，魂牽夢縈的舊家園，給我的震撼是錐心刺骨的，我流著眼淚歸來，帶著悲愴離去，我問自己，為什麼中國人民總在受苦？我還會再來嗎？我不如死心塌地地做個異鄉人吧！ 我做不成那個死心塌地的異鄉人，中國大地上的美麗江山、辛勤善良的同胞，童年和少年時的點點滴滴都在召喚我，我到底是從這塊土地上來的，要遺忘也不可能。一九八六年春天，我又懷著興奮的心情，飛過千山萬水攜兒帶女，回到故鄉。這次是應作協和友誼出版公司的正式邀請，他們熱情地接待我，陪我去東北、去蘇杭、去南京、上海、參觀古跡、登萬里長城。距上次歸國僅四年之差，我發現人民生活在大幅改善，物資豐富了，社會繁榮了，人們的臉上有了真正的笑容。我想這應該歸功於一連串的改革與開放的措施。一九八八年又應故鄉黑龍江的邀請歸國，看到了魂牽夢縈的黑龍江，一償多年的宿願。 寫作是我的終生事業，雖然健康狀況和參與各類文化活動，迫使我無法像以往那樣勤快地寫，但這支筆是永遠不會停下來的。五年前我變換題材，寫了一本歷史小說。這本小說曾經令文友和讀者們略感意外，覺得太不像我一向的文風。因為，這本書的女主角是清朝末年的第一名女人賽金花，內容是以那個腐敗的時代為經，以她個人的遭遇為緯，討論當時的女性地位，暴露娼妓存在和納妾制度的非人性，社會的不平等，以及庚子之役等等。 為了這部小說，光是找資料一項就費去我許多時間，在德國和瑞士找了一大疊外文資料，在臺灣和大陸找了許多中文資料，那次回國到蘇州，第一個目標就是要看賽金花的故居。光是到柏林原來的滿清使館遺址，就跑了兩趟，功夫確用了不少。《賽金花》出版後曾長期暢銷，並拍成了電視連續劇，對我算是新的鼓勵。 一九九一新年伊始，當今知名度最高的女作家三毛，忽然自殺身亡，引起文壇震驚，報上連續出現分析其輕生的原因？我亦不免為此深思，而寫了一連串分析《文學女人》，及兩性關係、愛情、婚姻，等等問題的散文，雜文。使我近年來閱讀的佛學和心理學書籍，也多少有了一點用武之地。由此文壇多了個「文學女人」的名詞。 歐洲原是華文文學的沙漠，近些年來華裔移民增多，華裔作家也相對的多起來，但都是閉門耕耘，各寫各的，並沒有以文會友的機會。基於這種情形，由我聯絡一些文友，大家熱心奔走，歐洲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全歐性的華文文學組織「歐洲華文作家協會」于一九九一年三月在巴黎成立。承文友們的信任，推選我為首任會長。三年來我們做出許多成績。目前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是把歐華作家的作品譯成德文並出版。 我已多少次說要「停筆」，至少不再寫那費心耗神的長篇小說，但創作對於寫作的人是人生的大內容，不寫生命便空了一半。如今我又「故態復萌」，寫長篇了。雖然慢，拖，卻也要完成它。 一九九四年，中國社科院文研所，和武漢大學，將合辦一個「趙淑俠作品國際研討會」，這對我又是一個大鼓勵，為此更得兢兢業業，忠誠而用心的寫作。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二日於瑞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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