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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類開始群居以來，就出現了一種權威的引導。有時候是為了群體的福祉，有時候卻只是為了便於管理，無論出發點是善意還是惡意的，最後總是要以完全消除了個人的自我意識為終結。 為了要群眾接受訓練，並且深信不移，因此，這種價值導向必須出現在一切事物上，當然也包括了文學，包括了詩。 於是，幾千年來，把高亢的、陽性的、關於國族、關於群體的作品，都定位在最高點，並且以此來評斷詩人和選擇詩人。這種引導，在中國的控制階層裡做得最為成功，竟然變成了歷代文人的傳統思想和標準。 在太平歲月，這樣的標準並沒有人在意，也沒有人反對。但是，在長年征戰的時代裡，因為戰爭、因為混亂、因為群體和個人的創傷所導致的痛苦與不安，終於讓信仰崩潰，價值幻滅，讓群眾在傷痛與懷疑之中，有了重新反省的機會，個人的自我意識因此而得以重新出現。 這種反省，有時候是自覺的，有時候卻是不自覺的。而兩千年前，東漢末年一群流離傷亂的中國人，卻都把它們寫進《古詩十九首》裡面去了。 少年之時，初讀《古詩十九首》，真是心靈震動。那時候太年輕，不能明白其中的原因，只覺得有許多首仿佛都早已相識，仿佛等待已久的就是這些感覺，這些詩句。 其實那就是在僵硬的國文課本之外，少年的我，第一次接觸到人性深處的呼喚。 從此，詩，成為我與外在世界抗衡的一種力量。 不過，真正開始持續不斷地寫詩，是在離家到歐洲讀書之後。布魯塞爾四季分明，一個人行走在霏霏雨雪或者依依楊柳之間，感覺到古詩裡的字句和兩千年之後的此刻並沒有什麼差別，感覺到時光其實就在身邊和心中匆匆轉換，不禁想要提筆去捕捉一些什麼。 二十多年了，這樣的心情時隱時現。在混亂與瑣碎的日常生活裡，我常常會渴望有個安靜的夜晚，好能攤開稿紙，離開一切世俗的標準，用靜觀的角度來測量距離，看那隱藏在變幻與流動之後的時光不變的面容，看漫長歲月中的踟躕與猶疑如何遊走在短短的字裡行間，最後一一顯現。 在這樣的時刻裡，所有的感覺都變得非常安靜與透明，我終於得以與自己共處，一無所爭，也一無所獲。 在寫詩的當時，並不能夠很清楚地去反省，如今再來回想，才發覺這其實就是我的心靈，在長年離亂的不安與無奈裡，給自己找到的最後的平衡點罷。 還記得十一年前，《七裡香》剛剛出版的時候，有了許多反應，更有人認為像我這樣生活幸福的人，應該是無憂無慮的，怎麼可以寫出這些詩來？ 只有瘂弦，對我說了一句話，他說： 「什麼叫做無憂無慮？一個遠離族群的蒙古人生活在漢族的世界裡，沒見過自己的家鄉，不認識自己的語文，這生存的本身就是一個悲劇啊！」 那天，忠孝東路上陽光燦爛，人群熙來攘往，仿佛是太來盛世，然而，終於有詩人瞭解我，瞭解我們這一代人的心事。 在這個流離傷亂的時代裡，不只是我而已，只要站在街頭試問一下，有哪一個中國人心裡沒有傷痛？有哪一個中國人可以被稱得上是「幸福」的呢？ 不幸生逢亂世的我們，無論是寫詩的人還是讀詩的人，都不過只是想要在這種混亂不安的日子裡，在外界與內在的不可抗拒的壓力之下，努力為自己求得一點點心靈上的清明罷了。 我原來以為，也許生活能如一條河流，儘管曲折，還是可以迂迂回回地流下去。 但是，一九八九年夏天，初見蒙古高原，我心中多年維持的平衡又被推翻了。距離完全消失，一如蔣勳所說，我陷入了喜悅、憤怒和痛苦種種情緒互相衝擊的漩渦裡。 蔣勳對我說，我在《高高的騰格裡》那首詩所遇到的困難，是因為原來習慣的語句無法表達出現在的心境，所以才覺得寫不下去了。他說，只要能衝破這種文字上的障礙，以後應該可以進入一個更為開闊的世界。 我很感激他的鼓勵。可是，我依舊認為，在詩的創作生命裡，那曾經屬於我的最美好的一部分，如今已經消失了。 即或在將來，我也許能把《高高的騰格裡》那首詩寫完，也許還可以再多寫幾首，但是，我想，最為我所珍惜的那種安靜與透明的感覺，恐怕是永遠都不會回來了。 生命果真如一條河流，如今終於來到了我的出海口，眼前煙波浩瀚，無邊無際，還無從辨識方向，只有血脈深處那強烈的呼喚在導引著我。初識高原故土，想要去探尋想要去瞭解的渴望令我沸騰，詩，終於被遠遠地遺留在那沙岸上了。 當然，也由不得我去後悔，只是心裡總有些牽掛，所以才會想出版這樣一本詩集，給自己，也給朋友，說： 「這是二十五年來的一些成績，希望你能喜歡。」 同時要再一次感謝引導我進入詩的世界裡的許多位詩人。這麼多年來，他們不斷地提醒我，詩，其實無所謂「廣大」與「狹小」，一首詩的真正可貴之處只在於它能否觸動人心。 在平日，我們用語言將自己禁錮起來，然而我深愛的詩人在他的詩裡將我的心靈釋放。 這就是我對詩的堅持與信仰。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八日寫於新竹風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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