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82)_譚恩美

八二

　　我第一次看到了這一切，我並不快樂，反而覺得痛苦，因為我意識到我從來沒有感受過這種美景，現在已經晚了。

　　在去武昌的路上，我看到了戰爭造成的破壞。幾乎每一個村子，看上去都只剩下一排排的泥巴壘起來的平房，要麼是中間塌掉了，要麼是屋頂被掀掉了，要麼是一邊的牆壁倒掉了。有些房子已經算是修過了，這兒那兒的牆洞，用破桌子或床上的草褥或破汽車門擋住了。一次我望見一個綠色的山谷，高高的茅草叢中散落著幾處黑洞洞的屋子。遠遠望去就像幾個被人隨便扔掉的破煤球。我一直認不出這是一個村子，直到我們差不多要走過這地方的時候，才辨認出那些黑洞洞的東西原來是小屋，好多年前就被燒掉了，沒有一個倖存者留下來修復它們。

　　但是我見得最多的是那些可憐的饑餓的面孔，一路上那麼多面孔，年輕的，年老的，全都是同樣的憔悴和痛苦。他們在瓦礫堆中扒拉著，把廢品扔進薄薄的口袋中。他們一聽到我們的汽車聲，就扔下袋子，雙手合成討飯碗的樣子，哀求著，「小姐，瞧我們可憐的樣子，行行好吧！」他們的哭泣的嗓音，隨著我們汽車的遠去而漸漸消失。一看到他們我的胃就痛。

　　我們這些坐在車子裡的人也有自己的擔憂。我們早就聽說許多窮人已經成了土匪，成群結隊地流竄在中國的大地上，山區特別多。我們坐船過洞庭湖時，有人警告我們，土匪已經扣住了許多船隻，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割斷我們的脖子。國民黨說這些事是共產黨幹的。而杜阿姨偷偷告訴我們，這不是真的。她的女兒寫信給她，現在有人把中國發生的一切壞事都怪到共產黨身上。所以你瞧，戰爭結束了，可鬥爭並沒有停止。

　　就在我們安全到達武昌的時候——我們只在那兒的一家旅館裡過了一夜——我和胡蘭都以為這輩子我們無法再相見了。她和杜阿姨還要往北走到哈爾濱去，家國也被派到那兒去。文福、淡若和我要乘火車向東到南京去，然後再從那兒坐船到上海。

　　不錯，八年來我和胡蘭有過多次爭吵。但現在真的要分手，大家都有點依依不捨。在旅館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們談了好幾個鐘頭，直到眼皮撐不住為止。第二天早上我們又在一起吃了早飯，我們吃得很慢，吃的是平常的簡單的早飯，就是我已經跟你講過的，同樣的小米粥和小紅豆。吃完後，我們互相交換了地址。我寫下了我父親的和崇明島上的叔叔的地址。她把家國寫給她的哈爾濱的地址依樣畫葫蘆地寫給我。然後我們回到各自的房間，從箱子裡找些互相送別的禮物。

　　胡蘭送我兩副鉤針，一副大的，一副小的。我把我最好的一件毛衣送了她，那是我自己精心編織的。然後我們兩人都笑了，我們都猜中了對方的心思，一個需要織的工具，另一個需要織好的成品。家國送文福一枝自來水筆，文福送他一瓶美國威士卡。

　　這時我見杜阿姨在和淡著玩。她對我的兒子就像一個奶奶似的。我又回房間去翻箱子，想送她一樣特別的東西。我想起來了，她很喜歡我有時讓談若玩的藍色的香水瓶。我又一次把香水瓶舉起來對著陽光，然後就出去送給了她。杜阿姨大聲推辭，連聲說，「我要這玩藝兒幹嗎？」我把瓶子硬塞在她手中，她哭起來了，告訴我她拿這東西是多麼不好意思。「我沒東西回送你呀。」她說。

　　於是我告訴她，「我給你的也不算什麼，只是好看罷了，這樣你就能記得一個傻女人和她的兒子。」

　　分手前，胡蘭和我握了手。我很想為我們這些年來的爭吵說聲道歉。但我不知道怎麼說好。於是我說，「我想確確實實是一百顆紅豆。」她馬上就明白，我指的是我們離開昆明前的最後一次爭吵。

　　胡蘭搖搖頭，又哭又笑，「不，或許是你對，只有五十顆，沒有更多了。」

　　「一百。」我堅持說。

　　「五十，或許還要少。」她堅決地說。然後她又不好意思地加了句，「當時我們家很窮。我只得每天早上把數量不多的豆子，一五一十地數成兩堆，一堆給我妹妹，一堆給自己。所以你瞧，我只是希望有一百顆豆子。」

　　我們到了上海碼頭後，沒有馬上去看文福的父母。本來這是慣例。但因為日本人一佔領上海，他的父母就搬到內地去了，這樣我們就得再坐一天火車才能到達他父母親那兒。所以文福就堅持說我們應該先到我父親家去。我知道他也在夢想我們可以住在那幢高級住宅裡。他還有個打算，在上海比在小島上更能做好生意。什麼樣的生意，他沒說，我也沒問。

　　「你父親當然會要你和他住在一起，你是他的女兒嘛。」他說著，把他的空軍制服套上去，我猜他是想要大家高興看到他，一個勝利歸來的戰鬥英雄。

　　我沒和他爭論。我也想先看到我父親。我不想得到他的幫助，我只希望我父親見到我會很高興。

　　我們從碼頭上租了輛小車，直接開回去。一路上，文福獨自哼著一支快樂的小調。淡若忙著看窗外的風景，他的頭不停地朝各個方向轉來轉去，想抓住這奇怪的大城市的景象。

　　「媽媽，瞧！」他喊道，我見他指著一個頭纏紅布的印度人，在給來往車輛打手勢。我小時候一見這些印度交通警就要哭。這是因為我父親的一位太太告訴我，如果我不聽話，她就要把我交給這些「紅頭阿三」，他們會用他們的大鬍子戳我。

　　「不要怕，」我告訴淡若，「你見他頭上戴的帽子了嗎？不過是濕衣服纏起來晾晾乾的。」淡若想從座位上爬起來看得更清楚點。

　　「不要對孩子胡說八道。」文福說。淡若馬上就爬下去了。

　　真不可思議，這個城市還是那麼忙碌那麼擁擠，好像什麼也沒毀壞，什麼也沒改變——至少在大馬路上是如此。小車和計程車喇叭嗚嗚作響，自行車穿梭而過，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穿著燕尾服的商人，推著裝滿蔬菜的手拉車的農民，手拉手走路的女學生，戴著最新式的帽子、穿著跟最高的皮鞋的時髦女郎。她們知道大家都在看著她們，都在羡慕她們。當然那兒也有外國人，但是沒有我記憶中那麼多了，事實上，沒幾個。我看這些人沒以前那麼威風了，步子也沒以前那麼自信了，他們穿馬路的時候很小心，現在他們明白這個世界不會停下來讓他們慢慢走。

　　車子離我父親的住宅越來越近了，我竭力想，我怎麼把我的婚姻狀況以及為什麼我必須離婚的原因告訴他。

　　我強迫自己又一次想起發生在怡苦身上的事。「父親，」我要哭著告訴他，「他說即使她死了，他也管不著。他就這樣讓她死了！」我想起文福怎樣把我的陪嫁錢賭光的。「當他從我這裡再也偷不到錢後，他就把我的身體當本錢，他笑著告訴那些男人，要是他失蹤了，隨便哪個都可以和我睡覺！」我想起那麼多個晚上，他在和別的女人睡過覺後，又來折騰我的身體，「他還把一個女人帶到我們的床上來，叫我看。當然，我沒看，但我不能捂住我的耳朵。」

　　越想起這些往事，我的呼吸就越快，仇恨充滿了我的胸膛。我父親怎麼會拒絕幫我的忙呢？他當然會幫我的！哪個家庭會要這麼一個可惡的女婿？——沒有感情，沒有道德，沒有廉恥。這就是我在到達巨鹿路我父親家時的想法。但我沒考慮到這一點：如果我的生活在這八年中有了那麼大的變化，那麼也許我父親也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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