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5)_譚恩美

五

　　當然，瑪麗只是出於好意。我得承認，我們的友誼出現裂痕主要是我的錯。我從沒直截了當同她講過，她那過分關心的姿態令人很不舒服。所以她當然不會知道，我不需要別人來安慰，我不想讓人侍候。好意固然是補償，但好意也提醒你，你的生活已經改變了，你的生活總是在改變，大家認為你得接受這一切，你得變得堅強些或勇敢些，更高興些，更平靜些。但我不想這樣。我只是想跟大多數人一樣生活——為我的孩子們的教育問題操心，但不要為我是否能活著看到他們畢業而擔心，為我體重減輕五磅而高興，但不要為肌肉萎縮而擔心。我要的是不可能的東西：我要的是忘記。

　　我最惱火的是杜和他的酒友跟瑪麗談論我的病情。既然他們可能告訴她那個，那麼他們肯定也會告訴她這個：這種病的結果是無法預料的。我可能拖上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也可能明天就突然惡化，走下坡路，每況愈下，結果我將在輪椅裡度過餘生，或者更糟。

　　我知道，瑪麗明白這一點，因為我經常注意到，每當我們在路上碰到一個殘疾人時，瑪麗就會偷偷地看看我。有一次，她想把車停到一個已經轉為供殘疾人停車用的車位時，她神經質地笑起來。「噢！」她馬上把車倒回來，「我們當然不需要這個。」

　　一開頭，我和菲力都發誓，要盡可能一起過正常的生活。「盡可能正常」——這是一句毫無意義的聖歌，只要我一不小心被地板上的玩具絆倒，我就會對苔莎大吼起來，事後又花十分鐘時間向她道歉，接著又是一小時的辯論，正常人是否會絆倒在這些東西上面。有一次，為了忘記所有這一切，我們到海邊去度假，但我滿腦子想的還是病情。望著拍岸的海浪，我不禁大聲問菲力，我是否有一天也會像海草那樣衰弱，像螃蟹那樣僵硬。

　　同時，菲力也經常翻出他的舊教科書讀起來，並且留意每一篇有關多發性硬化症的醫學論文。然後他沮喪地發現自己的醫學訓練尚不足以理解這種病因，這種病只是被描述為「病因未明的」、「變化很大的」、「不可預測的」和「無特殊療法的」。他出席有關神經障礙的醫學會議。有一次還帶我去參加一個多發性硬化症互助會，但我們一看到輪椅就趕緊跑回來了。他給我做他所謂的「每週安全檢查」，測定我的反應，檢查我四肢的力量。我們甚至還搬到一個帶游泳池的房子去住，這樣我就每天都能夠做肌肉訓練。但我們誰也沒提起這樣一個事實，這屋子是平房，沒幾級扶梯，有一個寬闊的走廊，哪一天有必要的話，輪椅可以長驅直入。

　　我們用暗語說話，仿佛我們同屬一個秘密教派，正在尋找一種治療方式，或我們可以觀察到的症狀類型，或是尋求解脫持續不斷的憂慮的辦法。最後，我們學會了不談未來，既不提最壞的可能，也不提渺茫的希望。我們也不沉湎於過去，不去追究造成眼前這一切的原因究竟是病毒感染，還是遺傳因素。我們只關心此時此刻，克服生活中小小的一個煩惱，都使我們有勝利之感——訓練苔莎坐便盆啦、糾正付款單的錯誤啦、找出汽車換檔時嘎嘎作響的原因啦，所有這一切成了我們的日常事務，成了變動不居的生活中唯一可以把握的東西。

　　所以我實在不能責備菲力裝作一切都正常的樣子。我所需要的超過了他所能辦到的。眼下，我不能告訴他我真正感覺到的東西。我只知道，每天早上我總是從驚恐中醒來，恐怕在我睡著的時候發生了什麼。有幾天，我老是為丟了一顆紐扣什麼的小事而整天心神不定，老是覺得非把它找回來，我的生活才能恢復正常。有幾天，僅僅是因為菲力漏買了購物清單上的一樣小東西，我就會認為他是世上最不體貼的男人。還有幾天，我按顏色分門別類整理我的內衣抽屜，好像這樣就能排遣煩惱似的。那些天真是糟透了。

　　感覺比較好的幾天，我會記得我是幸運的——這幸運是用新的標準來衡量的。在過去的七年中，我只有過一次大的「發作」，也就是說，我現在很容易失去平衡，尤其是在我心情煩躁或忙亂的時候。但是我還會走路，還會倒垃圾。有時，我還真的能忘記幾小時，甚至差不多一整天。當然，最糟的是只要我一想起來——常常是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我就會覺得我是生活在地獄的邊緣，介於生死之間。

　　這種微妙的平衡總是威脅到我去看我母親時的精神狀態，因為它總是使人想起一件最糟的事情：我得了這種可怕的病，而我母親一直蒙在鼓裡。

　　我本來是想告訴她的，有好幾次我已經計畫這麼做了。在我第一次檢查出病情時，我說：「媽，你知道我跟你講過我的腿有點小毛病，還好，感謝上帝，結果不是癌，而是——」

　　沒等我說完，她就跟我講，她的一個顧客前不久剛剛得癌症去世，他受了多久的罪，他家訂了多少個花圈。

　　「我老早就看出來了，他的臉上長了那種痣，」她說，「我跟他講，去看醫生吧。他說，沒問題，是老年斑——不要緊的。他死的時候，鼻子和臉全爛光了！」然後她嚴肅地警告我：「所以你得小心哪。」

　　克利奧出生的時候，我和她都平安無事，我又想跟我母親講起我的病情。可她馬上打斷了我，懷念起我的父親來，說他沒能見到他的外孫女。然後她又沒完沒了地嘮叨起來，說我父親不該那樣短命。

　　我父親死于胃癌，當時我才十四歲。多年來，我母親一直在尋找病因，好像一開頭找到病因，她就能免除這場悲劇似的。

　　「他是一個多好的好人哪，」我母親嘆息道，「怎麼會死呢？」有時她把這歸於上帝的意旨，只不過做了牽強附會的解釋。她說，一定是我父親做了牧師的緣故。「他傾聽每一個人的怨言，」她說，「他把這些怨言全吞了下去，結果自己倒病了。唉！『應該』①給他換個工作。」

　　【①原文用中文拼音。——譯注。】

　　「應該」是我母親的口頭禪。應該也就意味著她本來應該改變命運的方向，應該阻止災難的發生。對我來說，應該則意味著我母親一輩子都生活在悔恨之中，永無安寧之日。

　　我母親為我父親的死因找得越多，她的悔恨也與日俱增。有一次，她把它歸之於環境原因——為我們家廚房重裝電線的電工當時已經得病。「他把病根裝進我們家裡了，」她宣稱，「千真萬確。我剛打聽到那電工也是得癌症死的。當時應該換個人來裝修。」

　　另外還有一種迷信，我後來把它看作她的九個厄運的說法。她說，她聽人說過如果有八件壞事同時落到一個人頭上，那麼這個人命中註定非死不可。如果你事先沒識破，來不及阻止這八件事發生，那麼第九件事總是致命的。於是她總要琢磨究竟會是哪八件壞事，她應該怎樣警覺，及時識破它們。

　　如今，聽她各種各樣的假設，宗教、醫學和迷信與她的自己的信念全都攪在一起，簡直要使我發瘋了。她不相信其他人的邏輯——對她來說，邏輯不過是對於悲劇、錯誤和事故的一種狡猾的藉口。對我母親來說，沒有什麼偶然的事情。她簡直就是佛洛德的中國翻版，或者更糟。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避免的。比方說，上次我到她那兒去，不小心碰落了我父親的遺像，打碎了玻璃鏡框。我母親撿起碎片，嘀咕道，「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我開始以為她不過就這樣說說罷了，但她接著就問我，「你知道嗎？」

　　「那是碰巧的，」我說，「我的胳膊不小心碰了它一下。」但她的問題也使我的腦子很快轉起來，我的笨手笨腳是否說明我的病情正在嚴重起來呢？對我的病情發表一大套理論，這病是什麼引起的呀，她本應該幹這幹那來防止這病的發生呀。我不想讓她來提醒我。

　　現在時間已經過去了那麼久，我至今還沒有告訴她這個事實似乎使病情加重了十倍。每當看到她，聽到她的聲音，我總是想到這一點。

　　瑪麗知道這些情況，這就是我對她生氣的原因——不是因為她不小心說漏了嘴，把我的病情透露出去了，而是因為她告訴了她母親，我的海倫舅媽。

　　「我不得不告訴她，」她不以為然地向我解釋道，「她常跟我說，告訴珍珠，多去看看她母親，才不過一個鐘頭的車程呀。告訴珍珠，應該邀請她母親搬來和她住在一起，別讓她母親太孤單了。最後，我跟我媽說，我不能讓你知道那些事情。於是她就問幹嗎不？」瑪麗聳聳肩。「你知道我媽就是這麼個人。我不能騙她。當然，我要她發誓不告訴你母親，我說你自己會告訴她的。」

　　「我能開車，」我對瑪麗說，「可這不是我沒邀請我母親和我住一起的原因。」然後我瞪了她一眼，「你幹嗎要這麼說？」

　　「她不會說出去的。」瑪麗說，「我要她保證過。」然後她又反唇相譏地加了一句，「再說嘛，你早就該告訴你母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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