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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為誰升起(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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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空位了,實在沒有,中年的丈夫斜靠著坐在妻子座位的扶手上,說:「你睡,沒要緊,你睡,嗯!」 我摸摸濕了一塊的紅裙,將它鋪鋪好,用手撫過棉布的料子,舊舊軟軟的感覺,十分熟悉的平安和舒適。那個相依為命——就是它。 又是一趟旅行,又是一次火車,窗外,是自己故鄉的風景,那一片水稻田和紅磚房,看成了母親的臉。 擴音機裡請沒有吃飯的旅客用便當,許多人賣了。前面過道邊的婦人,打開便當,第一口就是去喂她臉向後座望著的孩子;做母親的一件單衣,孩子被包得密密的,孩子不肯吃飯,母親打了他一下,開始強喂。 那個《音樂之旅》的女孩子姿勢沒有變,書翻掉了四分之一,看也不看賣便當的隨車工作先生。她,和我一樣,大概不慣於一個人吃飯,更不能在公共場所吃便當,那要羞死的。 我猜,我的母親一定在打長途電話,告訴舉辦講演的單位,說:「三毛一個人不會吃飯,請在她抵達的時候叫她要吃東西。」 這是一個週末的遊戲,母親跟每一個人說:「那個來講話的女兒不會吃飯。忍不住那份牽掛,卻嚇得主辦人以為請來的是個呆子。 隨車小姐推來了飲料和零食,知道自己熱量不夠,買了一盒桔子水。鄰座的那個好丈夫搖搖晃晃的捧來兩杯熱茶,急著說:「緊呷!免冷去!」做太太的卻雙手先捧給了我,輕輕對先生說:「再去拿一杯,伊沒有茶……」 我道謝了,接過來,手上一陣溫暖傳到心裡,開始用台語跟這位婦人話起她和丈夫去日本的旅行來,也試著用日語。婦人更近了,開始講起她的一個一個孩子的歸宿和前程來。 然後,她打開皮包,很小心的拿出一疊用塑膠小口袋裝著的彩色照片,將她生命裡的人,一個一個指出來請我欣賞。 當我年輕的時候,最不耐煩飛機上的老太婆嚕嚕嗦嗦的將一長條照相皮夾拿出來對我東指西指,恨死這些一天到晚兒女孫子的老人。現在,那麼津津有味的聽著一個婦人講她的親人和懷念,講的時候,婦人的臉上發光,美麗非凡。她自己並不曉得,在講的、指的,是生命裡的根,也許她還以為,這些遠走高飛的兒女,已經只是照片上和書信上的事了。「你有沒有照片?你親人的?」 「沒有隨身帶,他們在我心肝裡,沒法度給您看,真失禮!」我笑著說。 「有就好啦!有就好啦!」 說完,那疊照片又被仔細的放回了皮包,很溫柔的動作。然後,將皮包關上,放在雙手的下面,靠了下去,對我笑一笑,拉拉丈夫的袖口,說:「我困一下,你也休息。」那個拉丈夫袖口的小動作,十分愛嬌又自然。突然覺得,她——那個婦人,仍是一個小女孩。在信任的人身邊,她沉沉睡去了。 「今天去哪裡?」隨車的一位小姐靠過來笑問我。「彰化市。」我說。 「晚車回臺北?」 我搖搖頭,笑說:「明天在員林,我的故鄉。」 「你是員林人呀?」她叫了起來。 「總得有一片土地吧!在臺北,我們住公寓,踩不到泥土,所以去做員林人。」 「真會騙人,又為什麼特別是員林呢?」 「又為什麼不是呢?水果鮮花和蜜餞,當然,還有工業。」 「去講演?」 「我不會做別的。」 我們笑看了一眼,隨車小姐去忙了。 為什麼又去了彰化?第三次了。只為了郭惠二教授一句話:「我在彰化生命線接大夜班,晚上找我,打那兩個號碼。」 生命線,我從來不是那個值班的工作人員。可是,這一生,兩次在深夜裡找過生命線,兩次,分隔了十年的兩個深夜。 「活不下去了……」同樣的一句話,對著那個沒有生命的話筒,那條接不上的線,那個悶熱黑暗的深淵,爬不出來啊的深淵。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啊——」 對方的勸語那麼的弱,弱到被自己心裡的呐喊淹沒;沒有人能救我,一切都是黑的,黑的黑的黑的……那條生命線,接不上源頭,我掛斷了電話,因為在那裡沒有需要的東西。 就為了這個回憶,向郭教授講了,他想了幾分鐘,慢慢的說了一句:「可不可以來彰化講講話?」 那一天,只有兩小時的空檔和來臺北的郭教授碰一個面,吃一頓晚飯。記事簿上,是快滿到六月底的工作。「要講演?」我艱難的問。 「是,請求你。」 我看著這位基督徒,這位將青春奉獻給非洲的朋友,不知如何回絕這個要求,心裡不願意,又為著不願意而羞慚。 生命線存在一天,黑夜就沒有過去,值大夜班的人,就坐在自己面前。我禁不住問自己,這一生,除了兩個向人求命的電話之外,對他人的生命做過什麼,又值過幾秒鐘的班?「好,請您安排,三月還有兩天空。」 「謝謝你!」郭教授居然說出這樣的字,我心裡很受感動,笑了笑,說不出什麼話來。 回家的路上,經過重慶南路,一面走一面搶時間買書,提了兩口袋,很重,可是比不得心情的重。 公開說話,每一次要祈禱上蒼和良知,怕影響了聽的人,怕講不好,怕聽的人誤會其中見仁見智的觀念,可是,不怕自己的誠實。 我欠過生命線。 那麼,還吧! 本來,生日是母親父親和自己的日子,是一個人,來到世間的開始。那一天,有權利不做任何事。吃一碗面,好好的安心大睡一天。 既然欠的是生命線,既然左手腕上那縫了十幾針的疤已經結好,那麼在生日的前一日將欠過的還給這個單位;因為再生的人,不再是行屍走肉。第二日,去員林,悄悄的一個人去過吧! 員林,清晨還有演講,不能睡,是鄉親,應該的。然後,青年會和生命線安排了一切。 你要講什麼題目?長途電話裡問著。 要講什麼題目?講那些原上一枯一榮的草,講那野火也燒不盡的一枝又一枝小草,講那沒有人注意卻蔓向天涯的生命,講草上的露水和朝陽。 就講它,講它,講它,講那一枝枝看上去沒有花朵的青草吧! 火車裡,每一張臉,都有它隱藏的故事,這群一如我一般普通的人,是不是也有隱藏的悲喜?是不是一生裡,曾經也有過幾次,在深夜裡有過活不下去的念頭? 當然,表面上,那看不出來,他們沒有什麼表情,他們甚而專心的在吃一個並不十分可口的便當。這,使我更愛他們。 下火車的時候,經過同車的人,眼光對上的,就笑一笑。他們常常有一點吃驚,不知道我是不是認錯了人,不太敢也回報一個笑容。 站在月臺上,向那對同坐的夫婦揮著手,看火車遠去,然後拎起小豬,又拿披風將它蓋蓋好,大步往出口走去。收票口的那位先生,我又向他笑,對他說:「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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