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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城(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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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快下班了,才問到簽證的櫃檯,也不存希望給或不給,孤零零的心,只留在那個離別時叫人落水的眼睛裡。 是東德,在東柏林的外交部,是一種夢境,很朦朧的倦和說不出的輕愁。那本護照——臺灣的,就如此繳了上去。 看護照的中年胖子一拿到,翻了三兩下,就向身後的同事叫嚷,說:「喂!來看這本護照呀!蔣介石那邊來的。」人都圍上來了,看我。我的心,仍在那雙眼睛裡。隨便人們如何看我,都很漠然。「蔣——介——石——嗯。」那位中年人歎了口氣。 也是那日不想活了,也是多日不想活了,當他說到這句話,我就自殺似的沖出了一句:「蔣介石,我還是他女兒呢!」「真的?!」對方大叫起來。 他呆呆的看住我的名字,一念再念——陳、陳、陳……「你說老實話哦!」他說。我不說話,只是笑了笑。那雙眼睛,今朝才見便離了的眼睛,他說我真美麗,他用英文說,說成了他和我的秘密還有終生的暗號。 「你姓陳,他姓蔣,怎麼會?」又問。 我反問他:「請問給不給經過東德的簽證嘛?」他說:「給、給、給……」急著嘩一下蓋了章,就成了事。 隔著櫃檯,我豎起了腳尖,在那中年胖子的臉上親了一下,說:「你真美,謝謝你。」然後,走了。 東柏林在展越南戰爭的照片,進去看了一下。那張,美軍提著越共的頭,踩在無頭屍體上,有若非洲獵象獵獸的成就感,在那個大兵的臉上開著花。沒有再看下去,覺得自己是一個亞細亞的孤兒。 去飯店吃了一頓魚排,付帳時,茶房暗示我——很卑微的那種笑,使我付出了不是過境時換的當地錢。有二十塊美金,給了十塊,每月生活費的十分之一。沒有等找錢,向那位老茶房笑笑,便走了。 經過一家書店,看見齊白石的畫,我一急,進去了,要人窗內拿下來,發現是印製的,不是原墨,就謝了走開。 街上行人稀少,有女人穿著靴子,那是我唯一羡慕的東西。 又走了很多路,累了,也渴,天在下午四點時已經暗了。可是這邊的城沒有太多燈光。問到了出關回西柏林的地方,關口很嚴也牢,是九曲橋似的用曲折牆建出來的,我猜是怕東邊的人用車子來闖關而設計的。 他們不給我回去,一直審問,問我那張白色的通行證如何得來的?為什麼會身上又有一本臺灣的護照藏著。又問來時身上報了二十美金,怎麼換了五塊美金的當地東德馬克仍在,而那另十五元美金只剩下了五塊一張。我說吃飯時付錯了。問是哪一家飯店,我答誰記得路。 他們不給我走。我急了,急得又不想活了,說:「你們自己發的通行證,去問放我過來的那個關卡。去問!打電話去問呀!好討厭的,也不去解決。」 不知過了有多久,我彎彎曲曲的走過了一道又一道關,門口站著來接的,是中午那個以為已經死別了的人。他在抽煙,看見我出來,煙一丟,跨了一步,才停。 「來!我帶你,這邊上車,坐到第五站,進入地下,再出來,你就回西柏林了。」他拉住我的手臂,輕輕扶住我,而我只是不停的抖,眼前經過的軍人,都向我們敬禮——是在向他,我分不清他肩上的星。 在車站了,不知什麼時刻,我沒有表,也不問他,站上沒有掛鐘,也許有,我看不見。我看不見,我看不見一輛又一輛飛馳而過的車廂,我只看見那口井,那口深井的裡面,閃爍的是天空所沒有見過的一種恒星。 天很冷,很深的黑。不再下雪了,那更冷。我有大衣,他沒有,是呢絨草綠軍裝。我在拚命發抖,他也在抖,車站是空的了,風吹來,吹成一種調子,夾著一去不返的車聲。沒有上車,他也不肯離去。就這麼對著、僵著、抖著,站到看不清他的臉,除了那雙眼睛。風吹過來,反面吹過來,吹翻了我的長髮,他伸手輕拂了一下,將蓋住的眼光再度與他交纏。反正是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不想活了……「最後一班,你上!」他說。我張口要說,要說什麼並不知道,我被他推了一把,我哽咽著還想說,他又推我。這才狂叫了起來——「你跟我走——」「不可能,我有父母,快上!」「我留一天留一天!請你請你,我要留一天。」我伸手拉住他的袖子,呀!死好了,反正什麼也沒有,西柏林對我又有什麼意義。 怎麼上車的不記得了。風很大,也急,我吊在車子踩腳板外急速的被帶離,那雙眼睛裡面,是一種不能解不能說不知前生是什麼關係的一個謎和痛。直到火車轉了彎,那份疼和空,仍像一把彎刀,一直割、一直割個不停。 那一夜,我回到宿舍,病倒下來,被送進醫院已是高燒三日之後才被發現的。燒的時間頭痛,心裡在喊,在喊一個沒有名字的人。 住了半個月的三等病房,在耳鼻喉科。醫生只有早晨巡視的時候帶了一群實習醫生來,探病的人一周可以進來一次。我的朋友念書忙,總是打電話給護理室,叫小姐來傳話問好,但人不來。 醫院的天井裡有幾棵大枯樹,雪天裡一群一群的烏鴉呱呱的在樹枝和地上叫。病房很冷,我包住自己,總是將頭抵在視窗不說什麼。同住一房的一位老太太,想逗我說話,走上來,指著窗外對我說:「你看,那邊再過去,紅磚公寓的再過去,就是圍牆,東柏林,在牆的後面,你去過那個城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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