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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婚(2)


  對方沒有答應我。我求了又求,求了又求,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後來我走了。

  到了西班牙,第一個向我求婚的人叫荷西,那年他高中畢業,我大三。他叫我等他六年,我說那太遙遠了,不很可能。

  為了怕這個男孩子太認真,我趕快交了一些其他的朋友,這其中有一個日本同學,同班的,家境好,還在讀書呢,馬德里最豪華的一家日本餐館就給他開出來了。

  這個日本同學對我好到接近亂寵。我知道做為一個正正派派的女孩子不能收人貴重的禮物,就只敢收巧克力糖和鮮花——他就每天鮮花攻勢。宿舍裡的花都是日本人送來的,大家都很高興,直到他向我求婚。

  當我發現收了糖果和鮮花也有這種後果的時候,日本人買了一輛新車要當訂婚禮物給我。當時宿舍裡包括修女舍監都對我說:「嫁、嫁。這麼愛你的人不嫁,難道讓他跑了嗎?」

  我當然沒有收人家的汽車,兩個人跑到郊外樹林裡去談判,我很緊張——畢竟收了人家的小禮物也常常一同出去玩,心虛得緊,居然向著這個日本人流下淚來。我一哭,那個好心的人也流淚了,一直說:「不嫁沒關係,我可以等,是我太急了,嚇到了你,對不起。」

  那時候我們之間是說日文的,以前我會一點點日文。半年交往,日文就更好些,因為這個朋友懂得耐性的教,他絕對沒有一點大男人主義的行為,是個懂得愛的人,可是我沒想過要結婚。我想過,那是在臺灣時。跟這日本同學,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在戀我,我迷迷糊糊的受疼愛,也很快樂,可是也不明白怎麼一下子就要結婚了。

  為了叫這個日本人死了心,我收了一把德國同學的花。我跟德國同學在大街上走,碰到了荷西。我把兩人介紹了一下,荷西笑得有些苦澀,還是很大方的跟對方握握手,將我拉近,親吻了我的面頰,笑道再見。

  當年害慘了那位日本同學,後來他傷心了很久很久。別的日本同學來勸我,說我可不可以去救救人,說日本人要自殺。切腹其實不至於,我十分對不起人是真的,可是不肯再去見他,而兩個人都住在馬德里。他常常在宿舍門外的大樹下站著,一站就好久,我躲在二樓窗簾後面看他,心裡一直向他用日文說:「對不起,對不起。」

  學業結束之後,我去了德國。

  我的德國朋友進了外交部做事,我還在讀書。那時候我們交往已經兩年了。誰都沒有向誰求婚,直到有一天,德國朋友拉了我去百貨公司,他問我一床被單的顏色,我說好看,他買下了——雙人的。

  買下了被單兩個人在冰天雪地的街上走,都沒有說話,我突然想發脾氣,也沒發,就開始死不講話,他問什麼我都不理不睬,眼裡含著一汪眼淚。

  過了幾小時,兩個人又去百貨公司退貨,等到櫃檯要把鈔票還給我們時,我的男友又問了一句:「你確定不要這條床單?」我這才開口說:「確定不要。」

  退了床單,我被帶去餐館吃烤雞,那個朋友才拿起雞來,要吃時,突然迸出了眼淚。

  過了一年,他在西柏林機場送我上機,我去了美國。上機的時候,他說:「等我做了領事時,你嫁,好不好?我可以等。」

  這算求婚。他等了二十二年,一直到現在,已經是大使了,還在等。

  我是沒有得到堂兄們允許而去美國的,我的親戚們只有兩位堂兄在美國,他們也曾跟我通信,叫我留在德國,不要去,因為沒有一技之長,去了不好活。

  等到我在美國找好事情,開始上班了,才跟堂兄通了電話。小堂哥發現我在大學裡恰好有他研究所以前的中國同學在,立即撥了長途電話給那位元在讀化學博士的朋友,請他就近照顧孤零零的堂妹。

  從那個時候開始,每天中午休息時間,總是堂哥的好同學,準時送來一個紙口袋,裡面放著一塊豐富的三明治、一隻白水煮蛋、一枚水果。

  他替我送飯。每天。

  吃了人家的飯實在是不得已,那人的眼神那麼關切,不吃不行,他要心疼的。

  吃到後來,他開始悲傷了,我開始吃不下。有一天,他對我說:「現在我照顧你,等哪一年你肯開始下廚房煮飯給我和我們的孩子吃呢?」

  那時候,追他的女同學很多很多,小堂哥在長途電話裡也語重心長的跟我講:「妹妹,我這同學人太好,你應該做聰明人,懂得我的鼓勵,不要錯過了這麼踏實的人。」我在電話中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掛下電話,看見窗外白雪茫茫的夜晚,竟然又嘩嘩的流淚,心裡好似要向一件事情去妥協而又那麼的不快樂。

  當我下決心離開美國回臺灣來時,那位好人送我上機去紐約看哥哥再轉機回台。他說:「我們結婚好麼?你回去,我等放假就去臺灣。」我沒有說什麼,伸手替他理了一理大衣的領子。

  等我人到紐約,長途電話找來了:「我們現在結婚好麼?」我想他是好的,很好的,可以信賴也可以親近的,可是被人問到這樣的問題時,心裡為什麼好像死掉一樣。

  我回到臺灣來,打網球,又去認識了一個德國朋友。我在西班牙講日文,在德國講英文,在美國講中文,在臺灣講德文。這人生——

  那一回,一年之後,我的朋友在臺北的星空下問我:「我們結婚好嗎?」我說:「好。」清清楚楚的。

  我說好的那一霎間,內心相當平靜,倒是四十五歲的他,紅了眼睛。

  那天早晨我們去印名片。名片是兩個人的名字排在一起,一面德文,一面中文。挑了好久的字體,選了薄木片的質地,一再向重慶南路那家印刷店說,半個月以後,要準時給我們。

  那盒名片直到今天還沒有去拿,十七年已經過去了。

  說「好」的那句話還在耳邊,挑好名片的那個晚上,我今生心甘情願要嫁又可嫁的人,死了。

  醫生說,心臟病嘛,難道以前不曉得。

  那一回,我也沒活,吞了藥卻被救了。

  就那麼離開了臺灣,回到西班牙去。

  見到荷西的時候,正好分別六年。他以前叫我等待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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