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124)_齊邦媛

一二四

　　起初接主編的時候，我常望著編輯桌旁架子上那一排排季刊，它們和市面上一般雜誌很不同，沒有一張廣告，沒有任何裝飾，多麼像是一本本的書啊！我要給它們書的內容、書的精神和書的永久性，而不只是與筆友定期對談。說些近日的收成。我要給每一本季刊一個主題，由不同的角度去呈現，讓它可以獨立存在。

　　第一個來到我心上的主題，是半世紀以來臺灣出版量很大的「軍中文學」。有時被整體稱為「鄉愁文學」。實際的原因是一九四九年前後，來臺的外省人大多數與軍隊有關。中國軍中一直有儒將的文化傳統，來臺之後，有些人退役去辦報或雜誌，有人去教書；年輕投入文學寫作的成功詩人有紀弦、覃子豪、商禽、洛夫、痛弦等，他們最早的作品經常以鄉愁為題材，很多是有血有淚的好文章，不能用後來的政治觀點一概貶為「反共八股」。

　　在眷村長大的第二代，受了很好的教育，思想有寬廣的視野，有才華的更汲取了世界文學各種技巧。臺灣經濟繁榮之後，《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創立了一年一度的文學獎，猶如旺火加柴，鼓勵了許多第二代作家，愛亞、孫瑋芒、朱天文、朱天心、張大春、蕭楓、蘇偉貞、袁瓊瓊和張啟疆等，我經常邀為決審委員，或擔任頒獎者說些勉勵的話。我不僅是他們最早作品的最早讀者，也得以看到一九八〇年後整體的發展。一九九〇年，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召開「臺灣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我所發表的論文即以「眷村文學」為名，分析「鄉愁的繼承與捨棄」。七年後，再度發表《鄉、愁俱逝的眷村——由張啟疆往前看》：又于香港中文大學宣讀《二度漂流的文學》，以及連續在筆會季刊出版三期相關主題的英譯小說、詩、散文，均專注且廣泛地研究臺灣文學這一面的深層意義。二〇〇三年我與王德威主編《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英文版書名The Last of the Whampoa Bread，中英文版各一冊，算是作個總結，也了卻我自己一個心願。

　　另一些我在大量閱讀後編選的主題有：「現代女性處境」、「書」、「你是誰？——不同人生」、「臺灣科幻小說」、「自然之美與情」、「童年」、「親情」、「鄉土變遷的記憶」等。每一期的原作都很精采，編譯成集，值得讀後思考。

　　我記得一九九四年春季號是因為讀到韓秀《折射》中一篇《你是誰》而深受感動，這篇作品敘述她的身世——美軍父親和中國母親的女孩在大陸文革中流放新疆的折磨故事。我另外找來臺灣詩人蘇紹連《蘇諾的一生》和美國生長的華裔青年的故事《浮世》。合成一集，探討那一代的青年，因政治的環境不同而面臨如此不同的人生情境。

　　那年的冬季號主題則是親情，有羅蘭《時光隧道「小時候」》、楊牧《八十一月的白芒花》、袁瓊瓊《揪鑼》，心岱《落髮離家時》和陳芳明《相逢有樂盯》。有位澳洲的筆會讀者來一封長信，說她讀時如何懷念她父親在相同的時代所遭遇的戰爭，可見同樣的感情是不外國界的。

　　一九九五年秋季號主題「自然之美與情」，是受劉克襄散文集《小藤鼠的看法》觸動，以如詩的散文書寫自然界的生靈。是一個純淨心靈對大自然、對生命的看法：同時又受到陳煌《鴿子托裡》的啟發，開展自然知識的視野。這兩本書至今仍是我的珍藏。天生萬物，生存奧秘之美，在三、四十歲這樣年輕作者的筆下，充滿了詩意的關懷，不僅出於熱切的保育觀念，更是目睹所謂文明對生態破壞的無奈。這樣的寫法，也許只有現代臺灣才有。臺灣地少人多，文學對土地之愛常充滿了感謝與珍惜，而這種溫柔的、悠閒的心情，只有安居歲月才有。我認為近幾十年的山嶽、海洋、生態保育的作品是現代臺灣文學的特色。這本季刊發行近四十年了。對臺灣的文學可說是一座忠誠堅固的橋。未來研究臺灣文學史的人，當會與我們在這橋上相逢。

　　即使沒有「我們臺灣」的使命感，翻譯本身實在已是個相當迷人的工作。但是，必須當你已能達到兩種語言的很高領悟層面，可以優遊于兩種文化的情境。進出自如，才能做文學翻譯，字典反而只是一種輔助，一種驗證而已。我和這個團隊快樂相聚、工作，談文學內行話，有時默契於心，進而關心彼此。雖然「耽誤」了我的創作歲月，卻也是愉悅充實的。對於年輕的譯者，應該是更有意義的。

　　我為筆會季刊奮鬥了九年，加上前面蘭熙的二十年，後繼者八年，已經英譯短篇小說四百多篇，散文三百多篇，詩近八百首，藝術家及作品介紹一百三十多位，幾乎很少遺漏這三十七年臺灣有代表性的作者。國際筆會總會每年兩期刊物。幾乎每期都有臺灣作品的轉載，有時封面也用我們的圖片，如一九九三年秋季號「野塘殘荷」。我不知會不會有一天，有人寫國際文化交流史，寫到「我們臺灣」曾這樣堅定地隨著季節的更換，以精緻素樸的面貌，從未中斷地出現，而讚歎我們這份持之以恆的精神以及超越地理局限的文化自信。

　　在那許多年中，我當然知道所有的努力中缺少長篇小說的英譯，就缺少了厚重的說服力。所以一九九〇年。文建會主任委員郭為藩先生邀集「中書外譯計劃」諮詢委員會時，我欣然赴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提出建議，大家開出待譯的書單、可聘的譯者和審查者。開會十多次，每次郭主委都親自主持，認真傾聽，討論進行的方式，文建會也確實編列預算。突然郭先生調任教育部長，接下去五年內換了三位主任委員，每一位新任者都邀開同樣的諮詢會，但都由一個副主委主持，先把前任的會議記錄研究一番，批評兩句，修改一番，敷衍些「謝謝諸位寶貴的高見」的小官僚話，然後散會。這樣的會開到第三次，我問那位主持小區文化專家的副主委：「為什麼要重複討論已經議定的事項？」他說：「換了主委，遊戲規則也得變。」我說：「我很忙。不與人玩什麼遊戲。」站起來先走了。從此不再「撥冗」去開那種會，對臺灣的官方文化政策也不再有信心。

　　從筆會季刊創刊起，我便是長年效力的顧問，但是自己太忙，從未過問它的實際業務。一擔挑了近十年！那十年的得失怎麼說呢？我一直在等待，觀察懇求可能解救我的接班人，但是那是一個沒有經費、沒有編制、沒有薪水、沒有宣傳，也沒有掌聲的奇怪工作。比我晚一代的好手，稍作考慮即感到這樣的獻身，甚至不知為誰而戰，都說太忙而拒絕接手。事實上，我早該明白，撐著這本刊物是件超級寂寞的苦工，真正的作家都是「單槍獨行俠」。筆會原是以文會友的組織，但是蘭熙退休後，她所建立的國際友情，如英、法等筆會原創人已漸漸凋零。

　　一年復一年，我對筆會季刊的感情好似由淺水一步步涉入深水，直至千禧年前才得以解脫。不舍之心是有的，但是歲月不饒人，解脫就是解脫。我曾經背著軛頭往前走，所完成的當然是一種唐吉柯德的角色。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