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95)_齊邦媛

九五

　　外文系成立之初，原屬共同科的英文、法文、德文老師都成為基本師資。由農學院時代即教大一英文的田露蓮（Miss Tilford）和孫寶珍（Mary Sampson）是美國南方保守派的浸信會傳教士，她們的教會即蓋在學校門口的一排鳳凰木後面，多年來與我十份友善，但是很不滿意我聘來兼任的文學課程美籍年輕老師的教課內容，認為太自由派（radical）。我主編的大一英文新課本取代了幼獅公司出版的大一課本。也引起另一批真正「老」教授的指責。但是我剛剛讀書歸來，對英美文學的基本教材曾認真研究過，也搜集了相當多的資料，確知學生不能再用陳舊的標準選文，須加上二次大戰後的文化各領域新文章，幸好獲得多數支持（包括學生）。大一的課程只有一門「西洋文學概論」是本系的傅偉仁（William Burke）教，他是長老會傳教士，思想相當「前進」，很得學生擁戴，那一年我與他合編一本教材，解決了當年仍無原文書的困境。法文課的顧保鵠和王永清（衛理中學校長）都是天主教會神父，法文造諳深，教學極認真。大一國文老師是中文系的陳癸淼先生，給他們出的第一個作文題目是《給你一串串的陽光》，剛從高中畢業拼完聯考的學生那裡見過這樣的境界！三十多年後仍然津津樂道。我留住他教外文系大一國文直到他去臺北從政，他競選立法委員時，很多學生是熱心的助選者吧。另一位令他們難忘的老師是教《中國通史》的曾祥鐸先生，他對當代史的開放批評的角度有很大的啟發性，後來竟引來當年政治不正確的牢獄之災，出獄後主持一個政論節目，我與他在臺北街頭相逢，真不勝今昔之感，不知一切從何說起。

　　一九七〇年秋季開學後，我籌劃召開的「第一屆英美文學教育研討會」，準備在中興大學開會，在那些年這樣的會議甚少，各種學科會議都不多，在臺中召開的更少。我很誠懇地希望各校在教學方面多些交流的機會，給臺大以外的學校一些援助，全省只有四校有外文系，一直是文科學生的第一志願，而師資普遍不足，教材又需大幅汰舊換新，以適應新的時代。全省開文學課程的同行來了三十人左右，臺大的朱立民和顏元叔自然是會中明星，人少，大家暢所欲言。我那小小的新系忙了許久，那股歡欣的熱情，是我在日後所參加的無數會議中不易再見到的。

　　裡裡外外忙碌到了一九七二年夏天，中興大學外文系的第一班學生畢業時，令全校意外的是，我也辭職了。我已按約定教滿三年。放下這個我推動、促成、創辦、奠基的系，我是萬分不舍，一草一木都似說著離情。我到臺中一住二十年（全家住十七年，回國後我兩地往返三年），最安定的歲月在此度過。如今我終於看到許願樹上結了第一批果實，可是我必須走了……惜別晚會上，學生人人手持蠟燭，一圈圈圍著我，哭成一團。沒有人知道，一向積極，充滿活力的我，此時面臨一個全然陌生的末來，內心是如何的無奈與惶惑。

　　這一班學生，二十二歲左右年紀，從這日起要去開始一生了，四年來像獨生子一樣受到我一切的看顧與督促，在功課上達到應有的水平，氣質也相當自信明朗，他們以後也有很多人成為認真的好老師，大半的男生進入貿易等行業也都相當成功，至今三十多年，李善琳、趙慧如、陳碗玫、王永明、丁義楨、李明朝、吳怡慧、徐春枝、徐淑如、丁振娟、徐松玉等人經常聚晤或來信，全班已產生手足之誼，對我仍存當年相依為命似的顧念之情。

　　最後的幾個月，我在校園中騎腳踏車來來去去，看到的一切都感到留戀，處處是自己年輕的足跡。

　　告別中興大學也就是告別了我的前半生。在臺中十七年，生活簡樸，卻人情溫暖。我親眼看著國立中興大學的牌子掛上門口，取代了原來農學院的牌子。看見原是大片空著的校園蓋出了許多大樓。外文系成立之初。所有教室皆向別系借用，一年級上課的「基地」，是最早為政府援助非洲農業計劃的訓練教室，兩間瓦厝，小院有棵美麗遮蔭的大樹。二年級借用畜牧系一間緊靠牧場的教室。有一天我在上英國文學史最早的史詩《貝爾伍夫》的時候，一隻漂亮的牛犢走進門來，我們雙方都受了驚嚇，幸好無人喊叫，牠終於好不容易地轉了身，由原門出去。事後畜牧系主任告訴我，那是剛進口的昂貴種牛，是為臺灣改良農業的珍品，你對牠講文學，彼此都很榮幸呢。

　　事實上，自從農學院時代，各系對我都很好，我開大二英文課總是滿座的原因，是一九六〇年代臺灣的農業學術研究已相當現代化，成為臺灣發展的先鋒之一，各系都鼓勵學生出國進修。辦得最有聲色的農業經濟研究所所長李慶薯教授是立法委員，「派」他所有的研究生上我的課，並且以父執的口氣，令我多給他們改英文作文。他後來大約把他們都送去美國讀了專業學位，回來都有實際貢獻。

　　一九六〇年代，許多畢業學生在中部和嘉南平原開創了一些現代化農場，常常邀請老師丟「指導」。農學院長末勉南的太太劉作炎教授和我是英文科同事，也常常邀我們同去參觀。當時已有一些外籍交換教授住在校園宿舍，也常一起下鄉。那些年，深山僻野，上山下海真是走了不少地方，認識了真正的臺灣，驗證了高等教育在臺灣「十年生聚」的紮根力量和熱情。我們招待國際友人最常去的有一座在員林的玫瑰花圃，場主張君的妻子，後來當選為玫瑰皇后。初見那麼大規模的花圃和科學化養殖法，聽著他們講新品種的動聽的命名，大規模推廣及外銷的展望……那時沒有人會膚淺地問你「愛不愛臺灣」？

　　我也忘不了一九六六年初冬，期中考剛過，突然傳來校長湯惠蓀先生，到南投縣仁愛鄉森林系的實驗林場視察，登山殉職的消息。他在攀登山頂時心臟病發，倚著宋院長，坐在林場土地上逝世。四十多年來，我每次看到惠蓀林場已成觀光景點的消息，就會想起他和末院長那些溫文儒雅的早期開創者，也會想起臺灣第一任農業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余玉賢先生。我剛去上課時，他是農經系講師，娶了我最早的學生紀春玉。他們在為臺灣農業奮鬥的時候，會和我談他農民十萬大軍的觀念，談他們為改良品種的水果命名為「蜜斯楊桃」、「楊貴妃荔枝」、「葡萄仙子」……和我分享開創的快樂。當我看到美麗的行道樹時，也想起他五十八歲與癌症奮鬥三年去世前，最後的希望是看到窗外有樹！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