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75)_齊邦媛

七五

　　▼第4節姻緣

　　在戈家的聚會日益增大，因為謝文津與孟寶琴帶兩歲的兒子也來臺灣了。她原是俊賢好友，到臺北建國中學教英文，孟兄進鐵路局機務處工作，住在羅裕昌的單身宿舍。大陸局勢不好，漸漸地來臺灣的人更多了。

　　羅裕昌有時和同學一起，有時獨自一人，常常去溫州街找我，而且幾乎每天上午打電話到臺大。那時文學院只有兩座電話，一在院長室，一在共同辦公的總務室。電話一來，那位中年的陳秘書會到走廊上喊一聲，「齊小姐電話！」我在眾目注視之下實在很不舒服，更不知說什麼才好。有一天，約在中山堂對面的朝風咖啡室見面（也許是唯一或僅餘的有古典音樂的她方），我坦白說，勝利後這兩年我無法投入新的感情，到臺灣來是對大陸政治情況不滿，父母南北分離，自己隻身一人來此，明知有許多不方便，但既是自我流放心情，甘於孤獨，暑假仍想回去隨父母生活，不能接受他的好意。

　　過了幾天，他寫了一封長信來，說他剛看了《居禮夫人傳》電影，感動得流下熱淚，很欽佩她的毅力與堅忍不懈的努力。他信上寫人的理想，應有計劃，有步驟去實現；先決定生活的重心，講求效率，節省精力，甚至於無意義的交談亦應當儘量減少。

　　這樣的人生態度是我過去從未聽過的，這樣的宣示，伴隨著強烈的愛情語言，在當年仍是文藝青年的我讀來，是「很不一樣」，甚至很有趣的。將近六十年共同生活之後，我在整理一生信件時重讀，才恍然明白自己當年對現實人生之無知。在我們相識之初，他已清晰地寫下他處事為人的態度，和我敏感、好奇，耽于思慮，喜好想像的天性是很不同的。但是，吃夠了自己「多愁善感」的苦，處在困境中的我，心中也佩服別人的理智與堅強，甚至是願意得到那樣的保護吧。

　　我在臺灣的朋友，俊賢、文津，和在基隆港務局工作的程克詠都覺得羅裕昌穩妥可靠，勸我應該少些幻想，早日安定下來。一九四八年暑假快到時，我給父親寫信，希望他來臺灣看看這個人如何。

　　我信上說，「羅君二十八歲，武大電機系畢業，來臺灣即在鐵路管理局工作，現在任臺北電務段長。九歲喪父，家境清寒，有姐妹四人，弟一人，母親現居四川資中縣家中。他很努力上進，很有毅力……」

　　我父親兩次訂期來臺都臨時不能來。到了暑假，我必須決定下學期是否留在臺大。這時我母親終於離開北平到了上海，連我那一向樂觀的父親。也承認大陸局勢不好，囑我暫不必回去謀職，可先收下臺大聘約。媽媽希望我放假先回上海商量。不能一人在臺灣結婚。

　　所以我八月回上海，得了父母同意，十月十日在上海新天安堂由計志文牧師證婚定此一生。結婚前三日，裕昌受洗為基督徒。那時許多人已從北方到了上海，有些是政府派往東北，尚未接收，已經失守（或淪入土共手中，或仍在拉鋸戰中）。大多數都只能困坐愁城，不知何去何從。那時上海的物價每日早晚都不一樣，法幣已貶值到提一袋也買不到食物的地步，所有的物資都被囤積起來。我們的結婚戒指是叫K金，因為金子已買不到了。婚禮的賀客坐滿了禮拜堂（原不想鋪張的宴客飯店，臨時加不出雙倍人數的食物，分兩批上菜，令人窘甚），其中有抗日地下工作最後的「十大天王」中的六位。我父母去世後我在遺物中看到王非凡先生在獄中寫的《鑼鼓喧天》及一幅字：

　　鐵公，我敬愛您，十五年如一日。

　　十五年來，于快意時未忘您。于失望時未忘您，

　　饑時寒時哭時笑時更未忘您。

　　今在獄中遙祝您身體如春風般的強健，

　　默禱您事業如秋月般的光輝：

　　王非凡敬書于北平敵牢

　　一九四五、七、七

　　這幅字寫于勝利前一個月，我珍藏至今。這些人在偽滿洲國做國民政府的地下抗日工作，九死一生，終熬到抗戰勝利，由廣闊的東北家鄉到上海來，我的婚宴是他們最後一次聚會。幾十條熱血漢子，大聲地談著「挾著腦袋打日本」的艱辛往事。在上海所見，他們心中大約也明白將進入另一場噩夢。這些當年舉杯給我祝稿的人，也就是我父親晚年縈繞心頭，使他端起酒杯就落淚的人。

　　婚禮後十天，我乘船回到臺灣。此時已全無猶豫，回到原有工作，在已熟悉的臺北建一個自己的家。父母不再擔心，朋友們覺得我離開人心惶惶的上海，在「海外」有一個生活的目標竟是可羨之事。我也從此對人生不再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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