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51)_齊邦媛

五一

　　▼第11節前進的讀書會

　　在樂山的兩年，我的生活似乎分成了兩個世界。由水西門作界線，左轉出去往文廟走。上課，看佈告，讀牆報，看各種展覽（名家如徐悲鴻、關山月、豐子慎、淩叔華等，當然以地方人士和師生作品為主）；從水西門右轉白塔街回到宿舍，則是一個

　　吃喝起居與人共處的現實世界。

　　我與趙曉蘭搬到新房間不久，同房一位法學院同學邀我倆晚飯後丟「讀書會」。我想去讀些新書多麼好，便興沖沖地去了。

　　會場有三十多人，男生多於女生，那天正在討論俄國作家高爾基的《母親》，這本書我在南開時讀過，很感動。下一次指定的是蕭洛霍夫《靜靜的頓河》。書由大家傳著輪流看，女生宿舍由我同室的侯姐姐（她休學回來複學，比我們大二、三歲）負責。我跟她去了三次，會場的討論非常激昂熱烈，充滿了政治控訴，唱很多俄國民謠和《東方紅》等歌。

　　在南開中學時沒有晚上的活動，我週末回家，也從未聽說有讀書會，所以對我而言是新鮮事，在家書中很興奮地提到。不久，父親來信說，「現在各大學都有「讀書會」，是共產黨吸收知識分子的外圍組織，如今為了全民抗日，國共合作，所有社團都公開活動，吾兒生性單純，既對現在功課有很大興趣，應儘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圖書館多讀相關書籍，不必參加任何政治活動。國內局勢仍在低潮，前線國軍真可說是在浴血守土。吾兒隻身在外，務望保持健康，面臨任何事時都必須沉得住氣。」（這樣的信，這些年中我仍字字默記在心。）

　　自此以後。我便不肯跟侯姐姐去讀書會，推說功課忙要背書，還把抄的筆記給她看，濟慈的《夜鶯頌》又長又難，我剛去圖書館借了本冷門的原文書，時時在查字典。她便只帶趙曉蘭去了。回來後更大聲地唱那些《喀秋莎》、《東方紅》等歌。從此不跟我說話，在走廊上碰到我，故意把頭猛然扭過去不看我。而真正令我傷心的是，趙曉蘭也漸漸不理我了，住在咫尺之內卻形同陌路。

　　於今回顧，共產黨藉由讀書會吸收年輕學生是有跡可尋的。

　　抗戰時期，有一半的年月是國共合作的，毛澤東與周恩來都曾在重慶。毛澤東本人曾被選為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張伯苓任副議長，當年任議長之汪精衛竟於一九四〇年一月與日本簽訂賣國密約，不久去南京組成偽國民政府！）之後，毛前往重慶開會表示支持一致抗日的立場，同為參政員的我父親曾與他相遇有過簡短談話。

　　共產黨的《新華報》，自一九三八年初在漢口正式出刊後亦移至重慶，直到抗戰快結束才停刊。在報紙是唯一新聞來源的時期，他們的言論影響了許多知識分子與學生。

　　周恩來是南開校友，常到學校看張伯苓校長，也多次以校友身份在周會演講。大家最喜歡學張校長介紹他時的天津腔，「現在，我讓恩（Neng）來跟你們講話。」充滿了對這位傑出學生的溫情。

　　他顧念老校長的立場，只談建國強身，趕走日本倭奴，成為世界上文化大國等等，似乎從未為共產主義宣傳。事實上，他本身獨特的吸引力就是最好的宣傳，很多人藉由他溫文儒雅、充實淵博的風格認識了共產黨。青年人怎會想到當政府正規軍在全力抗日的時候，他們用種種方式滲透了後方，勝利後，再由傷亡疲憊的政府手中奪取政權，然後用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極權控制穩固了政權。

　　一九四三年我念高三，正是轟炸最厲害的時候。高三時分到理組的傅綺珍，多年在校與我友好。她高高壯壯的個子，俊秀樂觀，終日笑口常開，功課人緣都好。後來她考上中央大學，留在沙坪壩，我遠走川西樂山。暑假我回家，初時也見面談談，後來聽說她與陳春明等六人與中大的一些男同學去延安了這件事當時令我非常驚詫與難過。我一直認為她是我的好朋友，看課外書，寫牆報，辦活動等等都常在一起，她跨了這麼一大步，竟然從不曾給我一點暗示，臨行也沒有一句告別。直到武大這讀書會我才漸漸瞭解，傅綺珍是不可能告訴我的。她們也許早就參加讀書會之類的活動，被左傾團體吸收，成為「前進份子」，而「幼稚」地癡迷文學的我，早已不是她的「同路人」，更何況趙曉蘭這新交。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