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動盪的世界(75)_龍應台

七五

　　十六、在您的近作中，提到德國的種種，無非在展現不同面貌之同時，給我們帶來一些省思，而我困惑的是，中國人和德國人，在民族性上是否有根本的差弄？（雖然西德的狀況的確令人嚮往）（北投，馬惠文）

　　答：您記得在《看世紀末向你走來》裡提到我開車被員警開超速罰單，因為我在限制時速七公里的地方開著時速十公里？記得嗎？然後您再想想曾振農那個把直升機降在市中心的事件，還有咱們民航局的反應，您說這兩個社會差別不大？

　　您的問題大得足夠寫一本厚厚的學術論著（像許烺光寫《中國人與美國人》一樣），中德民族性的差異好像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做事講究徹底完美，我們馬馬虎虎，他們乾淨整齊，我們比較將就。這種基本人生態度的不同不只表現在生活細節，還表現在民族對歷史，對問題的大事上，我在《世紀末》裡多所指涉。可以說，中國人是比較「有趣」、可親的民族，德國人的認真使他們比較不可愛，但是坐德航要比搭華航或中國民航安全。

　　您知不知道，德國媽媽在孩子瀉肚子的時候要他吃什麼？香蕉！奇怪吧？

　　可是如果和移民社會美國人比，我倒覺得德國人和中國人比較相近，兩者同樣尊重權威，崇尚知識；同樣的重男輕女（如果只有一個孩子該上大學，那麼就是兒子，不是女兒；作家事洗碗洗衣的，卻是女兒）；同樣的男主外女主內（丈夫會每月撥一筆錢讓太太支配家用，超過用度就得解釋）；同樣的注重家庭（上大學的孩子還由父母供給，放了假就回家，男孩子還不忘帶一包髒衣服丟給媽媽！男人下了班就回家陪小孩，看電視，睡覺，沒有人去什麼卡拉OK酒廊的），同樣的以自己的歷史文化為榮（動不動背上一段歌德語錄），兩個民族相似的地方可能和差異一樣的多。

　　我這當然是以偏概全，一個複雜的社會可能有很多個彼此矛盾的面貌，但是這樣的綜合觀也有它的意義。事實上，將來的世界可能不必再去區分，而以「階級性」去重新組合，就是說，中國和德國和印度等等的知識階級是一國，擁有相近的價值觀與生活內容；各國的藍領階級又成一國，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不同越來越小，真正的差異反在階級之間，其實現在您就可以看見：一個臺北的律師或電腦工程師，他的生活內容和所關心的題目可能與他在德國美國的同行相差不大，他與一個臺灣布袋鄉的鹽民反而南轅北轍，不是嗎？

　　十七、我一直很懷念您那篇《從泰國來的》，類似的文章在近年來很少見。德國生活當然很美好，但這個國家也有很多問題，不客否認，Die Zeit到Bildzeitung這方面報導隨處可見，就是不見於大作中，您真的認為到法院去聽一次審判——即使對德國人而言也窮極無聊——就能窺見司法清明嗎？您在德國的人際關係其實是個可發揮的題目，恐怕不只是「墜入情網」而已。

　　當一個專欄作家只能以劉姥姥的觀點去寫作時，他已經在不知不覺間散佈種族主義，加深自己同胞的自卑感。（臺北，黃瑞明）

　　答：嘿，慢一點！德國這個國家的許多「問題」不見於我作品中嗎？您大概沒讀《看世紀末向你走來》這本書吧？裡頭「問題」多得很，尤其著重日爾曼人面對問題，處理問題的態度，您不妨看看。

　　如果您不滿意的是我對德國人的批判不夠尖銳，那我倒欣然承認，是的，我對德國我不喜歡的現象，下筆還是溫和些，遠不如我對自己同胞的嚴厲，您要問為什麼，這樣說吧，如果有一個住在臺灣的德國作家給德國的媒體寫文章，文章裡經常「尖銳嚴厲」地批評臺灣的一切，給德國的讀者看——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那不是光明磊落的君子作法，他有批評，為什麼不直接說給當事人聽？我的考慮也在這裡：對德國人有所批評，我應該用德文寫給德國的媒體，讓德國讀者看見，而不是用他們不懂的中文寫給中國讀者看，背著人說他的話語，有什麼意思？譬如您欣賞的《從泰國來的人》就是在柏林Die TAZ以德文發表的，德文版還在中文版之先。我還準備寫一篇關於德國知識份子的偏狹傲慢的文章，用德文，給德國媒體，讓德國讀者看。

　　到法院去聽審判，您覺得是「窮極無聊」的事？我卻覺得每一場庭審都是最鮮活的人生悲喜劇，可能悲劇多於喜劇。人在法網裡掙扎，像一隻被纏住的小蟲。您精通德文，讀過卡夫卡的《審判》嗎？相信我，聽審判絕不是「窮極無聊」的。

　　我並沒有說，從一兩場審判就看出德國司法「清明」，您別把我沒說過的話算到我頭上。《仲裁者還是審判者》一文的主題應該很清楚，從德國法庭上法官和善禮貌的態度，從法庭口字形的桌位元佈置，從法庭平高的地板，可以看出，德國法官的角色比較是一個仲裁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青天大人審判者。這也恰巧是臺灣司法界正要進行的改革項目之一。

　　至於您說我「只能以劉姥姥的觀點去寫作」，對不起，第一，我觀點不僅只于劉姥姥觀點，大概有足夠的讀者可以反駁您，我就不必了；第二，您不知道，劉姥姥觀點可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因為她的眼光清新，任何在別人眼中早已見怪不怪的現象，她卻能用洪荒初始的眼睛看出其中的新奇、驚訝。黃先生，一個作家若是失去了這種新奇、驚訝的能力，他也就失去了創造的可能，我希望永遠保有劉姥姥的眼睛呢！

　　我的文章加深了自己同胞的自卑感？

　　不會吧！中國人的自卑感從鴉片戰爭以來就成為民族的負擔，已經快兩百年了，您別把我說得太重要。我們且先不說中國人，只說臺灣人吧。臺灣人自己可以出國旅遊，打開電視有幾十個國際頻道，他有自己的眼睛看外面的世界。我想今天臺灣的讀者自己可以決定接不接受我文章裡的觀點，因為他可以將我的觀點與他自己的見聞印證，還可以與許許多多其他作家的觀點比較，看了我的文章而決定興自卑感或自豪感，其實是他的事，不是我的。

　　我只能對我自己負責——在我的知識與智慧範圍內作最減實的表現——那接收的一方，各式各樣的讀者，怎麼依他個人的體質消化我的東西，你覺得我管得著嗎？

　　十八、您對《野火》時代的臺灣到最近《看世紀末向你走來》的臺灣，有何看法上的轉變？勞要經營臺灣，你心中可有具體的理想藍圖？（臺北，朱小姐）

　　答：簡單地說吧！《野火》時代的臺灣需要的是破壞，《世紀末》的臺灣需要的是重建。當年的臺灣社會反而比較有社會共識——大家都或多或少體認破壞的必要，把腐朽的老建築拆下來。重建比較麻煩，重建的藍圖人手一本，各說各話，缺少共識，而共識卻是社會往前走不可或缺的一種凝聚力，老實說，我很為臺灣的缺乏「敵情意識」憂心，它真的在扮演天真可愛小白兔的角色和老虎去遊戲，它以為卡通老虎是可以有「善意」的，而且吞進去的小白兔可以再吐出來。這種天真我覺得一點也不好玩，十年前，當然沒想到這會是一個問題。

　　您用了「經營」兩個字，可見得李登輝，或者說，政治人物的影響多大，不知不覺的影響。前年連戰用了「全方位」這個詞，馬上就變成流行詞。這種影響當然使政治人物暗中歡喜，但是小老百姓如你我，不得不防！

　　沒有，我沒有「經營」臺灣的具體藍圖，如果有的話，我就和李登輝去競爭當總統了。我對政治興趣並不大，只是因為關心，所以對許多事情有些看法；基本上，我想當作家比總統要好玩得多，怎麼「經營」臺灣？國事如麻，從小事開始。既然我自己不會去「經營」臺灣，我會把選票給一個將「托兒」問題和老人福利當作國家大事來討論的候選人，不論男女，我不相信統獨之爭比解決托兒問題來得重要。臺灣發展到今天的全面泛政治化，根本就忘記了政治的原始目的：政治為人的福利存在。

　　十九、「野火現象」時期的臺灣和現今的臺灣，在政治、社會、文化諸面相有何令人悲觀與樂觀者？

　　答：悲觀或樂觀是主觀的感受；也許因為我不必天天面對臺灣政治的惡俗，從整體來看，我是樂觀的。1995年的臺灣社會無論如何都比「野火」時代進步，現在看起來特別亂，是因為在威權時代，我們連討論的自由都沒有。軍中人權，環境污染，貪污瀆職，司法不公，官商勾結……哪一樣不是早就存在的問題，只不過在霸權的覆蓋下被消音罷了。現在雖然亂，亂象浮上表面總比隱藏在下面腐爛要好吧。

　　但是臺灣的進步也是有限的。軍隊就是一個具體而微的例子：十年前軍中死人不斷的事社會根本不知道，十年後社會知道了每一個死者的名字，但也僅此而已，距離合法，合理，合情的軍隊還很遠，明白地顯示，臺灣仍舊是一個從獨裁到民主的過渡社會。

　　過渡，表示它需要時間成熟定型，而我們的社會比較焦躁急切，恨鐵不成鋼的心情特重。最近《新新聞》的一個問卷調查說有66.4％的人認為民意代表只謀私利，不反應民意，42.8％的人認為國家缺少好的報導，記者的結論是，調查勾勒出一個「暗淡缺乏光明色彩」的臺灣。我倒覺得不一定。德國的民主體質夠結實了吧？1994年一項問卷提出一個問題：「身為公民面對國家，你覺得只能任它擺佈，完全無力，還是覺得自己有充分參與的力量？」

　　結果有59％的德國人回答：他們覺得完全無力。

　　把種種調查和別的國家比一比，解讀也許就不那麼悲觀。臺灣人對現狀的不滿，不見得表示現狀比從前壞，它很可能表示臺灣人對現狀品質的要求比從前高，而且高得很多；要求越高，不滿越深，從這個角度看來，這是一種健康的不滿，不是灰暗的。

　　這當然不是說臺灣一定有光明的前程，十年前不能討論的臺灣定位問題十年後可以正視了，一旦正視，問題的困難程度也才浮現出來。在外是統一之聲的巨大威脅，在內是國家認同的四分五裂；國家認同的凝聚像一粒蘋果的成熟，需要充分的雨水和陽光，也就是時間，讓它自然變得紅豔熟軟：我只怕我們沒有這個時間，歷史可以是極殘酷的。我的悲觀在此。

　　二十、文化是否可以介入政治、改變社會？

　　答：用「介入」一辭，指的顯然是所謂精英文化，因為要講文化整體，政治就是文化的形于外，文化要如何「介入」文化呢？我們如果仔細觀察臺灣地方政治的運作，就會發現：西方公民社會的選舉規則一移植到臺灣的鄉土上，竟然結出怪異的果實。中國傳統文化的血緣，學緣，地緣……種種觀念操縱地方選舉，選出來的無可避免的是代表血緣，學緣，地緣利益的偏狹人物，往往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但他們又確實是參與政治的產品。當我們發現民意代表惡俗不堪時，我們究竟要批判政治呢？還是自己的文化？

　　再說精英文化「改造」社會的可能——這本是五四的基本精神，十年前的「野火」也扮演了這樣的角色。可是十年後的今天我看見兩個不同的地方，佼精英文化失去發揮的空間。一個是政治人物的囂張，在威權時代，因為老百姓沒有聲音，掌權者心虛之餘總還要做出禮賢下士的姿態。現在威權的惡名沒有了，政治人物抬頭挺胸，個個理直氣壯，對所有的醜事不羞恥也不道歉。好像在西部酒吧裡，既然大家都亮了槍，禮貌也不必了，全憑火力，蠻的幹。今天大大小小的掌權者自信滿滿，不覺得有接受「改造」的必要。

　　第二個不同，是精英分子與當道的結合。動機我們暫且不去理會，反正總有些是利己的，有些是利他的，但是明顯的事實是大量的所謂精英加入了看得見或看不見的「幕僚」的隊伍。民主政治本來就是參與政治，精英分子進入政治藉以發揮影響，理所當然，問題是，在我們的文化氛圍裡，許多精英一進入政治圈就失去了獨立性——圍繞在掌權者身邊的種種博士學者的所做所為所言，歷歷在目。我相信獨立性是一個社會的文化精英不可缺少的基本品質，90年代的精英大批投入政治的立即效果就是獨立性的消失，也就是我們精英文化的萎縮。

　　唯一的希望在教育。臺灣要生機不死，它必須刻骨銘心地體認教育的重要，做最巨大、最長遠的投資。我們的下一代不曾受到政治的扭曲和貧窮的限制，給予機會，他們可以海闊天空做世界一流的公民。可是這個機會必須由我們這一代人手中給出。如果有更多的精英參與教育改革，而不是充滿泡沫的政治權力鬥爭，臺灣會更有希望。可惜政治的誘惑太大了。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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