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動盪的世界(59)_龍應台

五九

　　§看世紀末向你走來

　　一九九四

　　1994年的春天，莫斯科街頭有個頭戴棉帽的人站在骯髒的殘雪中等候買香腸。東柏林一個銅像已被拆走的廣場上有個失業的人，兩手插在口袋裡，無所事事地望著商店櫥窗。法蘭克福市中心有個人踏出地鐵疾步行走。北京建外大街的人行道上有個人彎腰在地面鋪上一張報紙，拉拉褲管，坐了下去。臺北南京東路和敦化北路的交口有個人正穿梭著過馬路。

　　這些毫不相關的人之間，在20世紀的盡頭，其實聯繫著一個共同的經驗：他們目睹烏托邦的解體、信仰的喪失、理想的幻滅。

　　五十塊！

　　在河北白洋澱的荒郊野外，我體驗到破產的意義。汽車在雨後尺深的泥濘中陷住了，進退不得。於是我建議，乾脆將車鎖上，讓它在那兒留一夜，等出了太陽，路面硬了，再來取車。

　　北京人不約而同地睜大了眼睛像看外星人般的看著我，搖頭，不行，收音機會被拆掉，輪胎會被卸走，車子會面目全非。

　　你們在說笑，我說，這裡不是紐約布朗區，這是中國離京城不遠的一個人煙稀少的鄉下，前後兩三裡內只有農村，農村裡頭只有農民，中國農民——我想說，中國農民不是紐約浮動無根的各色人種，他們是有歷史傳統，有道德架構的族群社會——

　　「對，」北京人對我的天真似乎有點兒驚訝，「就是這些中國農民會把車給解體！」

　　沒有一個北京人相信，我能把一輛汽車留在鄉間一條荒路上過夜而不受破壞。我默默地接受他們的堅持，沒人看得出我心底的震動。

　　七手八腳死推活拉的，總算將汽車拖出泥漿。到了一個村子裡，車子終於噗噗停了下來，拋錨了。我們需要一條一兩公尺長的繩索將車子拖回北京。飽受折磨的幼小的孩子們倦了餓了，大人們焦急地一會兒看引擎，一會兒爬進車底。看熱鬧的農民圍成一圈，指手劃腳，品頭論足。到哪去找繩子呢？

　　北京的朋友不斷地低聲警告：把車門鎖上！注意看著你的東西！別讓孩子走開！

　　那種強烈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是我相當陌生的東西。

　　有個皮膚黝黑的老鄉冒了出來，「繩子我有，」他說，揚揚手中一截粗繩，「五十塊！」

　　我看看他的臉，那是一張和黃土地一樣老實的臉。

　　你是否能為英雄鼓掌？

　　我不必告訴你在莫斯科宇宙大飯店裡妓女如何如何地來往穿梭，或者年輕的俄羅斯作家如何嘲弄地說：「你們真奇怪，你們還用『相信』這個字眼。」我也不必再次述說，德東的人們在翻看公安部的忠誠檔案之後，如何又如何地發現自己最親密的伴侶、最信任的老師、最仰慕的作家原來是公安的秘密線民，或者他們如何從電視新聞中看見共党領袖豪華奢侈的俱樂部——那些領袖都曾經是掌著理想大旗的熱血青年。

　　西邊的德國人不曾經過共產主義的實驗，但他們是另一場實驗的倖存者，希特勒的烏托邦碎片還踩在腳下，不時要刺痛腳板。半個世紀以來，這一大半的德國人活得戰戰兢兢，辛苦地拒絕任何信仰的誘惑。如今共產主義實驗的分崩離析更加深了他們對烏托邦的不信任。

　　臺灣人呢？在日據時代反抗殖民政權爭取民族自決的知識份子，經過1945年對回歸祖國的幻想、1947年的二二八屠殺、五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而致死寂下來。這一整代人，他們是否還有可能信任任何一個慷慨激昂，一呼百喏的個人或政權？

　　至於隨著國民黨渡海，希冀在臺灣臥薪嚐膽、實現民主烏托邦的一些人，在五六十年代之後，還能信仰什麼？雷震若活到世紀末的今日，他是否還有熱情為任何英雄鼓掌？

　　戰後的一代，譬如我，在國民黨所建構的神話中成長。1975年，我在美國第一次讀到別人用別的文字對這個神話的詮釋，這個神話馬上瓦解。從此以後，至少我，不再相信神話，任何神話。

　　在莫斯科街上那買香腸的人，在東柏林廣場上那遊手好閒的人，在北京人行道上休息的和那在農村裡走著的人，在法蘭克福那西裝畢挺的人，在忠孝東路轉向敦化北路的臺北人，還有我，程度或許不同，但我們都認識一個詞，英文叫the loss of innocence，德文叫das Verlieren der Unschuld。中文，很彆扭的，叫「天真的永遠的失去」。一旦看見了國王的新衣，他就無法再回到沒看見的狀態。人的混沌一開放，就不可複得。

　　救護車

　　對某一個神話的懷疑還不算是天真的喪失，因為一個神話可以由另一個神話取代（毛澤東取代蔣介石、列寧取代沙皇、史達林取代列寧、反對黨取代執政黨）；看清了神話形成的過程才造成混沌的絕對死亡。任何高貴的理想或真理，為了得到實現，都不得不訴諸群眾運動；為了獲得群眾，真理不得不「神話化」，而「神話化」的過程勢必包括漠視全貌性的簡化手續。不幸的是，簡化的真理就不再是真理。

　　烏托邦是一粒不含開花可能的種子，不管人以多濃的熱情灌溉。

　　1930年，亞斯柏斯（Karl Jaspers）在海德堡演講，說了一句後來被人不斷引用的話：

　　「天下沒有不可置疑之事。」

　　卑之無甚高論，真做起來卻驚天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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