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動盪的世界(57)_龍應台

五七

　　§我是臺灣人，我不悲哀

　　——給李登輝先生的公開信

　　登輝先生：

　　想和您談談「生為臺灣人的悲哀」。

　　雖然在外國生活了許多年，但我生性懶散，到現在還沒去申請過任何外國身份。進進出出只有那麼一本護照，出入境手續照辦，所得稅照繳。也就是說，和您談談國事的公民資格是有的。

　　您和司馬遼太郎對談的幾個重點，我沒有異議。

　　令我不安的，是您濃厚的悲情意識和不自覺的親日情緒。

　　本省人的悲情意識其來有自。任何涉獵了一點臺灣歷史的人都可以理解「生為臺灣人的悲哀」；1895年，臺灣「本島人」相對於殖民者「內地人」成為次等國民，1945年之後，臺灣「本省人」相對於「外省人」再度成為次等國民，歷史對臺灣人是相當殘酷的。受壓迫而激起的悲情意識形成一種凝聚力，團結了受苦的人們向強權挑戰，最後形成新的勢力——這樣一個歷史發展，我們在波蘭、捷克、今天的南非和巴勒斯坦，還有臺灣，都親眼目睹了。

　　當新勢力興起時，悲情意識也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團結工會要面臨經濟蕭條的問題、哈威爾總統要處理國家的分裂、阿拉法特得設法保證他自己的員警不成為新的暴力、曼德拉要在種族和諧與經濟穩定之間走鋼索——臺灣？臺灣還在講「生為臺灣人的悲哀」！

　　老是踩著自己昨日的影子，作為明日追逐的對象，這才是真的悲哀呢！

　　繼續沉湎於臺灣的悲情意識，您也使我覺得疏離。當您說「生為臺灣人的悲哀」的時候，明顯的，您指的是歷經過荷蘭、明鄭、清治和日據的臺灣人——那麼我，1952年在臺灣出生的、從小被稱為「外省仔」的人，算什麼呢？我，還有我那四十年前流離來台的外省父母，是否也屬於您心目中的「臺灣人」？

　　我們不需要您的認領，但是，您是我們的「總統」；當您和一個外國人，譬如司馬遼太郎，用「臺灣人」這個詞時，我想我的父母和我都有權利要求您把我們也包括進去。

　　如果您把我們也包括進去，如果在您的自我認識中，您不僅只代表那百分之八十的「本省人」，您還代表那百分之十九、二十的「外省人」，以簡單邏輯推理，您就不會一再強調自己的悲情意識，讓《朝日週刊》以「生為臺灣人的悲哀」作為訪問中華民國總統的大標題！

　　身為一個外省第二代，對不起，我沒有您的悲情意識。我和我父母的痛苦，流離失根的痛苦，是另外一種歷史情緒，和您的悲情意識不一樣，但同樣的真實。一個本省作家，就說葉石濤吧，他可以大談他的悲情感懷；一個外省作家，就說朱西寧吧，他可以呼喊失根之痛。他們可以毫無顧慮地這麼做，因為葉石濤只代表葉石濤、朱西寧只代表朱西寧。

　　而您，李登輝，卻代表龍應台，代表葉石濤，代表朱西寧，甚至還代表盲眼的莫那能（如果您知道他是誰）；您的自我意識必須比葉石濤和朱西寧都來得廣闊，否則，您就只能做同鄉會會長，而不是一個「總統」。

　　歷史學家早就指出：受壓迫的族群經過悲情意識的凝聚而取得新的權力時，往往面臨一個危機，就是悲情意識膨脹所必然帶來的自我中心和排他情緒。我們臺灣人是不是有足夠的智慧避免這個危機？

　　去年，在美國一個會議上，我聽見一位我向來尊重的、為臺灣反對運動作過努力的學者說：現在臺灣人出頭天了！至於在臺灣的外省人，他可以決定，要跟我們打拼就留下來，不要的話，他可以走！

　　我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這好比兩個妹妹在一個家庭中生長，有一天，嬸嬸突然對我說：你要跟我合作的話可以留下來，不然你可以走。

　　她有說這話的權利嗎？什麼時候開始、透過什麼人的決定，這個家突然變成她的了？

　　歷史的諷刺往往是黑色的。日本在1895年取下臺灣時，也曾經宣告：願者留下，不願者走。

　　而我們稱日本據台為佔領，不是嗎？

　　對我說「你可以走」的這位過去的民主鬥士，是悲情意識膨脹的一個典型，他覺得悲情意識有一種道德的專利。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登輝先生，臺灣的民主有今天小小的成就，固然是「臺灣人」打拼的成果，可是，請告訴我，這個「臺灣人」包不包括雷震和他的《自由中國》同事？包不包括被關過的李敖和柏楊？雷震、李敖、柏楊、傅正……不去提其他死夜牢獄裡沒沒無名的大陸人，都不屬於您口中所念念不忘的「悲哀的臺灣人」，可是他們對臺灣民主發展的或多或少貢獻，有目共睹吧？這些人敢於挑戰強權、顛覆統治神話，大致基於一個對自由主義的信仰，和您的悲情意識無關。當我們今天誇誇而談臺灣的民主奇跡時，我們似乎不應該忘記那些為臺灣民主犧牲過的人，更不應該選擇性地忘記某一些人，因為他們不屬於某一個族群或者某一個意識形態。否則，我們就是在重複過去的霸權歷史，製造新的「悲哀的臺灣人」！

　　我絕對尊重您的悲情意識，但是也請您正視，並且尊重，我的不同。

　　至於您的親日情緒，我覺得無可厚非，但是，您身邊的人是否會給您適度的警告呢？

　　您給日本人特別多接近您的機會，您喜歡和他們用日語交談，您津津樂道自己在二十二歲之前是日本國民，您習慣性地透過日文去接受思想訊息……您與日本文化的關係，非常橡我們這一代人和美國的關係。我走在美國的街上，說他們的語言、清楚他們的歷史、瞭解他們的思維方式、習慣用英文去接受新的思潮……當我在第三世界，譬如土耳其或者巴勒斯坦，碰見一個美國人時，那種知己知彼的親切感簡直就像見到了故鄉人一樣。

　　可是這種親切感，李先生，不是天生自然的；您身為一個知識份子，不可不看見它背後的顛覆性質。

　　為什麼您所熟悉的是日語而不是印度語？為什麼我所熟悉的是英語而不是埃及語或剛果語？因為日本和英美是擁有強權的帝國，帝國為了推展自己的軍事和商業利益而入主他國，是為殖民。帝國用武力統治一個地方，那個力量是明顯的；不明顯的，是帝國以自己的文化力量滲透到殖民地的文化中去，從而改變對方的性格，如果不能改變，至少該弱勢文化會是一個對帝國親善靠攏而安全的系統。

　　在您和我的身上都可以看到19世紀以來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力量的餘緒。美國對臺灣影響之深，不必我說。到現在，我們電視臺的國際新聞播報採取的仍像是美國第五十一州的角度。但是，知識界的自我反省比以前要多，不斷地有人談到文化自主的問題。巴勒斯坦裔的美國學者薩意得的學術論著執意要揭露歐美文化如何腐蝕其他文化的現象，對中國和臺灣的知識份子都起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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