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動盪的世界(54)_龍應台

五四

　　反過來說，一個學生沒有那門知識卻一再缺課，教授當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應該是：你沒有得到知識；而不是：你點名未到。上課出席率與知識吸取量並沒有因果或正比的關係。

　　為師者「嚴」，我絕對贊同；愈嚴愈好。但是那份「嚴」與「逼」必須在實質的知識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換句話說，教授可以用比較深奧的教材，出比較靈活的考題，指定比較繁重的作業，來逼使學生努力。但他如果尊重學生是一個有自主判斷能力的成人，他就沒有理由拿著鞭子把學生抓到教室裡來；充其量，作老師的只能嚴肅地說：上不上課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學會如何為自己的行為擔負後果。

　　從小學到高中，我們的學生已經在「鞭策」之下被動了十二年，如果最後的大學四年他們也在鞭下長大——他們會長大嗎？畢了業之後又由誰來執鞭呢？

　　這種「趕著走」的鞭策教育貽害極深。學生之所以不能「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為在「抱著走」、「趕著走」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學過如何去思考，有一個實質上的困難使他即使想開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學生有自動好學的可能。於是設置了七七八八的課目，塞滿學生的時間。大一的學生，譬如說，一星期就有三十多個小時的課。大四的課少了，有些系就強迫學生修額外的學分，作為防範怠惰的措施。

　　可是我面臨一個巨大的難題。

　　文學是思想；每一小時的課，學生除了必須作兩小時的課前預讀之外，還得加上三小時課後的咀嚼與消化，否則，我付出的那一小時等於零。文學，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夢；學生必須將那一小時中所聽到的觀念帶到教室外面、校園外面，與廣大的宇宙和紛擾的現實世界銜接起來。否則，這個新的觀念也等於零。

　　這些，都需要時間與空間，可是學生辦不到。他們的課程安排得滿滿的，像媒婆趕喜酒一樣，一場接一場。他們的腦子像一幅潑了大紅大紫、沒有一寸留白的畫。

　　如果怕學生怠情，我們應該增加學分時數強迫學生把「身體」放在教室裡呢，還是應該加深加重課程的內涵使學生不得不把整個「心」都投入？這是不是又牽涉到一個本末的問題？

　　我們如果不給學生時間與空間去思考，我們又怎麼能教他們如何思考呢？

　　在國外教書的那許多年，我踏出教室時常有生機盎然的感覺，因為在與學生激烈的反應與挑戰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長。在這裡，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覺，被針刺破了的氣球一般。學生像個無底的撲滿，把錢投進去、投進去，卻沒有什麼驚奇會跳出來，使我覺得富有。

　　說學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說他們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實還沒有碰觸一個更基本的先決問題：我們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獨立自主的學生來？答案若是否定的，這篇文章便毫無意義，可以燒掉。我是在假定我們的社會有意造就獨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前提之下寫這篇檢討。

　　可是，如果這個假定的大前提是對的，為什麼我們在思想的訓練上，還是採取「騎著走」的方式？

　　一方面，學生懦弱畏縮，成績有了失誤，不敢去找老師求證或討論。教授解錯了題目，不敢指出錯誤，大家混混過去。對課程安排不滿，不敢提出異議。不願意被強迫住宿，卻又不敢到訓導處去陳情。私底下批評無能的老師、社團的限制、課外活動的規則，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對當事機構表達意見。偶爾有人把批評寫成文章，要在校刊上發表——「不必試，會被壓下來！」學生很肯定地說：「反正沒有用，我畢了業就到美國去！」

　　另一方面，作老師的繼續努力強調「尊師重道」的傳統美德，連學生少鞠一個躬都當作對五千年中華文化與民族的背叛。「尊師重道」這四個字在歷史上的意義我不去談，在現代講究分工與專業的社會裡，卻很有商榷的餘地。「重道」毋庸置疑；對知識的肯定與尊重是教育之所以成為制度的基礎。但是「尊師」，如果指見「師」必「尊」——只因為這個人在這個位子——那就是鼓勵盲目地服從權威。到處都有誤人子弟的師，有不學無術的師，更有招搖撞騙的師；我們有沒有權利要求學生「尊」無「道」的「師」？

　　學生怯懦畏縮，是他們缺乏勇氣，還是我們迷信自己的權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給他們挑戰的機會？

　　我們若真心想培養出有能力「慎思、明辨、篤行」的下一代，為什麼又懼怕他因為「慎思、明辨」而對我們的權威造成威脅？

　　臺灣的大學在師資與設備上，比我自己的學生時代要進步得很多很多。中國學生的聰慧、誠懇，與一心想討好老師的認真努力，常常深刻地感動我。而學生資質愈好，這種幼稚化的大學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難過。辦教育的人，或許本著善意與愛心，仍舊習慣地、固執地，把大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假定他們是被動的、怠惰的、依賴的。這個假定或許沒錯，可是教育者應對的方式，不是毅然決然地「斷奶」，而是繼續地呵護與控制，造成一種可怕的惡性循環。

　　令我憂心不已的是，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不知道」的大學生，出了學校之後，會成為什麼樣的公民？什麼樣的社會中堅？他能明辨是非嗎？他敢「生氣」嗎？他會為自己爭取權利嗎？他知道什麼叫社會良知、道德勇氣嗎？

　　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真心要把臺灣治好，我們需要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權的人必須張開手臂來接受刺激與挑戰。如果我們真心要把教育治好，為這個民族培養出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的下一代，那麼辦教育的、教書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權威；他也要禁得起來自學生的刺激與挑戰。

　　把我們的大學生當「成人」看吧！給他們一個機會，不要牽著他的手。

　　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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