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動盪的世界(53)_龍應台

五三

　　§幼稚園大學

　　這是一班大三的學生：聰慧、用功、循規蹈矩，標準國立大學的好學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論文報告，我把總成績寄出，等著學生來找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們總得看著卷子的眉批，與我印證討論過之後，才能知道為什麼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過去了，新學期開始了，學期又結束了。

　　學生來找我聊天、吃宵夜、談功課：就是沒有一個人問起成績的事。

　　有一個成績應該很好的學生，因為論文的注腳寫得零亂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數，希望他來質疑時告訴他一個教訓：作研究，注腳與正文一樣重要。

　　但是他也沒有來。

　　等了半年之後，我忍不住了：「你們為什麼不跟教授討論成績？」

　　學生面面相覷，很驚訝我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怎麼敢呢？教授會很生氣，認為我們懷疑他的判斷力，不尊重他的權威。去討論、詢問，或爭執成績，等於是跟教授挑戰，我們怎麼敢？」

　　那麼，假設教授打了個盹，加錯了分數呢？或是一個不小心，張冠李戴呢？或者，一個遊戲人間的老師真的用電扇吹考卷來決定成績呢？

　　逐漸地，我發覺在臺灣當教授，真的可以「get away with murder」，可以做出極端荒唐過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學生的反抗，因為學生被灌輸了二十年「尊師重道」的觀念；他不敢。

　　有一天，一個淚眼汪汪的女學生半路上攔住了我的車子：「有個同學扭傷了腳踝，你能不能送我們下山搭車回臺北？我攔了三輛路人的車，他們都不肯幫忙！」

　　好吧！於是淚眼汪汪的女學生扶來了另一個淚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進了我的車。

　　下山只有幾分鐘的車程，可是車後兩個人拼命掉眼淚、吸鼻涕。受傷的哭，因為腳痛，想媽媽；沒受傷的也哭，因為她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個情況。

　　事實上，這個驚天動地的「情況」只需要兩通電話：第一通打給校醫，第二通打給計程車行，如此而已。

　　找很驚異地看著這兩個女生哭成一團。她們今年20歲，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學教育。

　　她們獨立處事的能力，還不到5歲。

　　開始的時候，課堂上問學生問題得不到回音，我以為是學生聽力不夠，於是我把英語慢下來，一個字一個字說，再問，還是一堵死牆；於是改用國語，再問。我發覺，語言的問題其次，思想的貧乏才是癥結所在。

　　學生很用功。指定的小說或劇本上課前多半很盡責地讀完。他能把故事的情節大綱說得一清二楚，可是，當我開始問「為什麼」的時候，他就瞠目以對——不知道，沒想過。

　　他可以讀十篇愛倫坡的謀殺小說，每一篇都讀懂，但不能夠綜觀十篇整理出一個連貫的脈絡來。他可以瞭解蘇格拉底為什麼拒絕逃獄，也明白梭羅為什麼拒絕出獄，但這兩個事件之間有怎樣的關係，他不知道。他可以說出詩人艾略特對藝術獨創與模仿的理論，但是要他對王三慶的仿畫事件發表意見——他不知道，他沒有意見，他沒學過，老師沒教過，課本裡沒有。

　　我愛惜我的學生；像努力迎取陽光的黃色向日葵，他們聰慧、純潔、奮發，對老師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們也是典型的中國學生：缺乏獨立自主的個性，盲目地服從權威，更嚴重的，他們沒有——完全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錯在學生嗎？

　　當然不是。學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從小學到大專聯考這個漫長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暫且不談，讓我們看看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的大學生正在接受什麼樣的高等教育。

　　20歲的人表現出5歲的心智，往往是因為辦教育的人對學生採取一種「抱著走」的育嬰方式。常常會聽到一些大學校長說，「我把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個嚴父慈母：規定學生不許穿拖鞋在校內行走，上課不許遲到，周會時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時，熄燈前要洗澡如廁，清晨六點必須起床作操，講話時不許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褲上課，看電影有害學業，看電視有傷眼睛，吃飯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為大學校長是高瞻遠矚，指導學術與教育大方向的決策人，而不是管饅頭稀飯的保姆，但這也暫且不提。這一類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當然是善意的，問題是，我們論「事」的時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實際的後果，而教育的後果何其嚴重！這種喂哺式、育嬰式的大學教育剛好吻合心理學家Levy早在1943年給所謂「過度保護」（Overprotection）所作的詮釋：第一，給予過多的接觸——「有任何問題，隨時來找我」；第二，禁止他獨立自主——「你不許……」；第三，將他「嬰兒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價值取向加諸其身——「你聽我的……」。在這種過度呵護的幼稚教育下成長的大學生，遇事時，除了「淚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麼呢？

　　教育者或許會說：這些學生如果進大學以前，就已經學好自治自律的話，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攜之，喂之哺之；就是因為基礎教育沒教好，所以我辦大學的人不得不教。雖然是亡羊補牢，總比不教好。

　　聽起來有理，其實是個因噎廢食的邏輯。這個學生之所以在小、中學十二年間沒有學會自治自律，就是因為他們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輔導，那麼大學來繼續進行「育嬰」，這豈不是一個沒完沒了的惡性循環？把學生口裡的奶嘴拿掉，我們總要有個起點；大學不做，更待何時？再說，我們對大學教育的期許是什麼？教出一個言聽計從、中規中矩、不穿拖鞋短褲的學生，和教出一個自己會看情況、作決定、下判斷的學生——究竟哪一個比較重要？為了塑造出「聽話」、「規矩」的青年，而犧牲了他自主自決、自治自律的能力——這是我們大學教育的目的嗎？

　　在生活上，教育者採取懷裡「抱著走」的方式；在課業上，許多教書的人就有用鞭子「趕著走」的態度。

　　就上課點名這件小事來說。以學生出席與否作為評分標準的老師很多，他們的論點是：學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讀書，日後你會感謝我。

　　這個說法也很動人，卻毫不合理。首先，我們不應該忘記，開一門課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傳授知識，而不在鈴響與鈴響之間清數「少了幾頭牛」。照邏輯來說，如果一個學生不聽課就已經具有那門課所要傳授的知識，並且能夠以考試或其他方式證明他的程度，那麼他就沒有必要為了一個人頭點名的成規而來報到。歸根究底，這個「成規」當初之所以存在，只是為了幫助學生獲取這一門知識——讓我們在同一時刻同一地點去聽同一個人有系統的講——但是，一個學生，不論原因為何，已經擁有那個知識，那麼要他來作充數的形式就是捨本逐末，也是為師者見林不見樹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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