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動盪的世界(40)_龍應台

四〇

　　§慈善的武器工廠

　　「美國背棄了我！」剛剛逃離越南的何威在蘇黎世機場面對著群集的瑞士記者，很激動的說：「我為美國公司服務了二十年，現在，美國卻因為我有一個智障的兒子而拒絕收容我。這個兒子是被一個在他耳旁炸開的炮彈嚇壞的，他是戰爭的犧牲者，美國卻要背棄他，我控訴……」

　　這是1979年，越南難民還在一波一波往外逃命的時候。瑞士這個小國收留了幾千名難民，而且特別接納老弱婦孺殘障等等大國所希望淘汰的「品種」。

　　八年來，那個被炮彈嚇壞的孩子逐漸長大，卻仍舊是個不能自己穿衣進食的智障人。撫養他的是瑞士的社會福利制度，免費供給他吃住的生活環境、照料起居的護士、啟智的特別教師、學習的教育材料。支持這個福利制度的，當然是六百萬納稅的瑞士人。

　　許多人或許不知道瑞士的國旗形貌，不知道紅十字標誌的人卻可能很少。瑞士的國旗，紅底白十字，相對照的顏色令人聯想紅十字的象徵意義：人道精神。瑞士，是一個以人道精神自許的國家。

　　它確實也是的。看看數字吧！瑞士對第三世界貧弱國家的各種外援高達國家總收入的2.35％（1981年）。相對之下，比瑞士強大不知幾倍的美國只支出0.9％，西德支出1.09％，英國1.59％，法國2.01％。也就是說，瑞士的人只有美國的四十分之一，它用來濟弱扶傾的錢卻是美國的兩倍半（在1978年更是美國外援的五倍半）。當然，凡是資料都有它障眼欺人的一面，所謂外援，也不見得都用在濟弱扶傾的目的上，但瑞士小國的外援高居世界第一，其基本精神仍舊充分透露出來。

　　對它自己的國民，人道精神就表現在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上。一對從未出過國門的中國老夫婦來到瑞士，在蘇黎世湖畔看見無數個老人在湖畔小道上倘佯，有的喂天鵝，有的曬太陽，個個顯得悠閒安適。聽完對於養老金、退休金、救濟金、失業金、醫藥保險金等的解釋之後，老夫婦恍然大悟的說：

　　「我們的報紙老說什麼西方人不懂孝道，不奉養父母什麼的。現在看起來居然有理。老頭子老太婆每個月都有公家給錢，夠吃夠住夠花，為什麼還要子女『奉養』？根本不需要嘛！靠子女奉養，碰不好還要看小輩臉色，還不如靠制度，自由自在，這簡直比孝道還好哪。」

　　以福利制度來達到「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皆有所養」的理想，這是人道精神的切實實踐了。

　　可是每回經過這個工廠，我就覺得不安，好像在我理性的思索裡出現了一條紊亂的線。

　　這是一個著名的武器工廠，製造高度精密武器，賣給外國；這個工廠，也生產高度精密的醫療器材，也賣給外國。不論是武器或醫療器材，都具有瑞士人引以為傲的條件：最優秀的品質，最高超的性能，當然，還有最昂貴的價錢。高超性能的武器使戰火中的國家更有效率的互相殘殺，品質優秀的醫療設備使戰火中苟活的人們獲得再生，重新投入殘殺的遊戲；而這一殺一救之間，負責制造供給的瑞士人更忙碌的數著自己的鈔票。

　　鈔票，總不能塞在布鞋盒裡藏在床底。美麗的蘇黎世有舉世知名的銀行，向世界上的豪傑巨賈獨裁者提供另一種高度精密的產品：保險箱。把錢放在瑞士銀行的密碼戶頭中，不管那錢是搶來偷來搜刮來的，不管那鈔票是否還浸著寡婦的淚水、沾著人民的血跡，瑞士銀行都會幫你妥善的保管。蘇黎世的保險箱也有最優秀的品質、最高超的性能。黑手黨的頭子、香蕉共和國的國王、華爾街的魔術師，都是買主。蘇黎世的街道是用黃金與鈔票鋪成的。

　　不安歸不安，我並沒有譴責的意圖，原因極簡單，世界上有哪個國家道德立場一致的呢？我舉不出來，那麼，何獨苛求於小國瑞士？只有當那個志得意滿的瑞士佬以天下第一等公民自居的時候，我會談談的告訴他「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故事；視他人為鷸蚌，撿盡便宜算不了什麼人道主義！

　　連制度化的人道主義都有它諷刺的一面。

　　一場冰雪，把人行道都覆沒了，幾天沒有人清掃，過路的行人頗受跋涉之苦，我覺得奇怪，問瑞士鄰居：「為什麼沒人清掃？瑞士沒有法令規定屋主必須掃門前的雪嗎？在美國，要是行人在你屋前行道上摔斷了腿，可是屋主要負責賠償呢。」

　　「當然有法令呀！」鄰居帶點鄙夷的說，「可是，誰在乎！每個屋主都有保險，摔斷了腿自然有保險公司賠償，掃不掃雪根本無所謂！」

　　啊，原來是這樣的！在比較落後的國家裡，人道主義還不曾制度化，所以災損理賠全看個人運氣。張三在李四家前因冰滑而摔斷了腿，李四可能大笑說「張三活該」，也可能誠惶誠恐把心都捧出去賠罪，但是沒有錢。張三與李四若開車相撞，兩人可能在大街上吵得面紅耳赤，為自己爭取不賠償的立場；李四也可能感激涕零，因為慷慨的張三一口答應贈送新車。

　　在先進國如瑞士，兩車相撞之後，肇事車主下車來，互遞保險號碼及姓名地址，事罷分手。冷靜從容，連眉毛都不需要皺一下。制度，會負責。有人在屋前跌閃了腰，打開窗戶看一下，撥個電話叫救護車，再打個電話給保險公司，窗戶就可以關上，冷靜從容，連眉毛都不需要皺一下。制度，會負責。

　　這些當然是最惡劣的假想情況。絕大多數的瑞士人都很盡責的清除人行道上的雪，就好像人人都會買票搭公車，即使公車上沒有收票查票的人。一個制度可行與否，要看是否有大多數的人照規則行車。如果許多人試圖白搭公車，如果許多人在行道上摔斷了腿，公車的榮譽制度勢必要停止施行，保險制度勢必也要崩潰。瑞士人規規矩矩的維護他們人道的制度；瑞士人，表面親切禮貌，也以對人冷淡聞名於西方世界。外國人很可能在瑞士寄居數年而從來不曾受邀進入一個本地人的家門（為瑞士辯護的人必須馬上說：「可是瑞士人一旦把你當作朋友，那就是一輩子的忠誠友情！」問題是，那個「一旦」很難發生）。令我沉思的是，他們人道的制度化、效率化，與他們人情的冷淡，有沒有關聯呢？

　　是不是因為有制度供養老年人，所以兒女覺得沒有承歡膝下的義務，而父母覺得沒有要求含飴弄孫的權利？是不是因為有制度輔助未婚的媽媽，所以離棄母子的男人不必覺得過分的愧疚？是不是因為有制度花大量的錢重建外國難民的生計，所以個人就不需要對言語不通的難民表示特別關切？是不是因為聯邦政府已經給予第三世界極高的外援金額，所以個人對埃塞俄比亞的餓殍不必再動感情？

　　是不是因為有紅十字會、外援基金、福利設施等等，在有效率、有組織、有制度的實踐人道主義的理想，所以個人的心門不需要再敞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倒真覺得惶然了。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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