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動盪的世界(21)_龍應台

二一

　　三個晚上之後，我和四位古巴作家見面。作協副主席艾瑞斯先生有著典型的西班牙名字，卻對我鄭重宣佈：他的爺爺是中國人，在中國出生，12歲被帶來古巴。他正想透過中國使館幫助他尋根，徹底找出爺爺的原鄉和身世。另外三位，每一位都有一個先輩是華人，不知是哪一輩，不知名不知姓不知來處，但是有一個華人先輩。

　　與我的翻譯第一次見面。她摘下墨鏡，用手指拉長了自己眼角，說：「我的曾祖母是中國人。」

　　原來五萬所謂華人，只有3000人看起來還像華人，真正還能說中國話的不到500個人。而這400多人的平均年齡是79歲。

　　這些資料對我解釋了為什麼哈瓦那的唐人街上看不見幾個唐人。長期地缺華人婦女，華工遂大量與本土人結合。50年代來了最後一批華人，多半因為已在古巴的父執親友的召喚而來。這一輩人也已逐漸凋零。他們的下一代，多半已與中國語言和文化完全脫節，納入古巴的大混血。再過幾個春秋，平均年齡79歲的一代人逝去，哈瓦那的唐人街上將看不到一張華人臉孔、聽不見一句華語；只留下一些不典型的春捲、飯盒。走在街上的人們依稀記得自己曾有過來自東方的前輩。

　　我不能不想起中國發現的猶太人後裔。已經完全被中國人同化，但是不吃豬肉。至於為什麼不吃豬肉，不再有人記得；那只是祖上傳下來的習俗，依樣畫葫蘆吧！

　　對於這樣一個前景，老一代的古巴華人是不情願而感傷的。中華總會有一個小小的中文圖書館，也開班教漢語，雖然學生只有20來個，過農曆年和十·一國慶還舉辦一點聯誼活動。最令人驚異的是《光華報》的存在，一個發行50O多份的中文週報。12月份最末一期的刊頭語這樣開始：

　　「臘鼓頻催，新年的步伐已踏進門檻，這雖然只是時間的更換，但我們作為炎黃子孫卻特別感到欣喜的，過去一年，祖國的成就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今天，中國已經從一向屈辱於世界列強之前、任人宰割的國家，一變而成為世界強國之一，在國際發揮重要作用，變成舉足輕重的東方民族了。」

　　作者是《光華報》的總編輯馮嘯天，50年代初受叔父之邀來到古巴。「來的時候，身上只有兩塊美金，10年之後我有了四個工廠。」聽到這，像是典型的華僑發跡故事。不，這是卡斯楚的古巴。1968年，所有私營企業收歸國有，馮嘯天失去了一切。

　　在陳舊而暗淡的印刷廠，馮嘯天靜靜地說：「我的生命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就是失敗、失敗。我要回去，回中國去。」

　　望著他花白的胡髭，我說不出心想著的話：在中國，你又活得過1968年嗎？

　　週一飛兄弟來古巴時只有十二、三歲，說廣東話。成長之後，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自修學習說國語，中華總會的書記張自佳來自廣東恩平。1949年到古巴時只有19歲，現在兒子已經19歲了，「妻子是古巴人嗎？」我問。

　　「是古巴人，但不是妻子，沒結婚。」

　　「同居20年，為什麼不結婚？」

　　「古巴女人嘛！」他笑笑。

　　因為是古巴女人，所以不和她結婚？果然如此，在和古巴女人同居了十幾年，生了兩個孩子之後，張自佳在1989年回到廣東家鄉，和一個中國女人正式結了婚，生了孩子，又隻身回到古巴，回到古巴女人身邊。

　　「我沒有騙古巴女人，她也知道的。中國人嘛，總要落葉歸根的。」

　　我大概是以目瞪口呆的表情看著他，使他有點靦腆地看向門外，這落葉歸根有什麼樣的魔力呀，讓一個人在異地生活了50年，和一個女人同床共枕了20年，為人夫為人父之後，仍舊要拋開一切回到他出發的起點？他究竟是無情還是多情呢？

　　但是張自佳一時是回不了家的。一張最便宜的機票要近兩千美金，也就是4萬比索。一個哈瓦那大學教授的月薪是400披索。如果中華總會書記的月薪也有那麼多，而且能夠不吃不喝不用，他也得積蓄8年才能買一張機票。實際上，恐怕20年也不夠。

　　1991年，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東歐與俄羅斯中斷了所有和古巴的物資交流，使古巴突然陷入斷炊絕境。卡斯楚政府宣佈全國進入「非常時期」，開始糧食限量配給。在別的移民國家，華人通常是最富有的少數民族，但是古巴是個社會主義國家，華人和別人一樣的一無所有。個人糧食簿上的每月供給少得令人心酸：

　　白米　3公斤
　　糖　　3公斤
　　食油　250公克（已經半年未發）
　　布料　無貨
　　麵包　一天一小塊（比小孩拳頭小）
　　雞蛋　一星期3個（很久、很久沒見了）
　　咖啡粉　400公克

　　只有病人和7歲以下的兒童可以分到牛奶。魚肉久已不見。政府有肉供應時，一個人可以分到1／4公斤，去晚了也就沒有，得再等個半年十個月。

　　「我以前還可以寄點錢回廣東，一年可寄270比索（十四美元）。現在不准了。」

　　「你對卡斯楚看法怎麼樣？」

　　「最好是走向民主啦，像智利、洪都拉斯。不過我們是外國人，跟政治沒關係。」

　　張自佳抽了口煙，想想，又說：「現在中國富了，沒有人來這了。我很懷念中國。」

　　街上隱約傳來樂聲。這是「倫巴」、「曼波」、「恰恰恰」的國度，我卻依稀聽見嗩呐高昂的音樂。真是嗩呐嗎？很可能是的。幾十萬身上烙了印記的華工中，有人曾帶了支嗩呐來，現在成了古巴嘉年華會中不可或缺的樂器。只是在黃昏的唐人街，那若斷若續的嗩呐聲令人想起遙遠的黃土高原；燈一亮，突然恍惚不記得身在何處。

　　再也不打開的抽屜

　　華人死後也不和古巴人共葬一處。「中華總義山」在哈瓦那西南角。不遠的古巴人公墓修整得整齊乾淨，有80萬個墳，全在一處，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墳場。古巴的歷代革命先烈都葬在裡頭，進去得付一塊美金門票，儼然是博物館。

　　華人公墓在一個安靜的角落，像一個落寞的莊園，由幾個白髮老頭守著。從邊緣荒煙蔓草中的墳墓看起，石碑已被時光打磨，看不出字跡來。只有一座，模糊刻著「歿于同治元年……」同治元年，那不是1861年嗎？

　　1861年，正是第一艘船上的華工在賣身14年之後重獲自由的一年。這個人，姓誰名誰來自廣東哪個村子，難道在14年的苦工之後來不及享受自由就倒了下來？他的親人可知道他最後的下落？有誰又知道他最後的願望？他受盡苦難的臉朝向哪個方向？

　　處於中心的是幾座公墳。左手是「國民黨員公墳」，立于「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右手是「中華社會黨員公墳」；兩座墳平靜地面對，共有一條長著青草的小徑。

　　「陳穎川堂公立墳場」立於民國十九年：

　　「穎汾設新塋　牲醴詰陳慈善會
　　川流歸故國　鵑聲啼罷短長亭」

　　「江夏堂先友墳場」上還留著一枝塑膠花，掉在石板上：

　　「江岸送歸魂　白衣萬人　綠波千頃
　　夏飼供祭禮　青島一束　玄酒三杯」

　　什麼人來這裡親手埋葬了他的兄弟——

　　「南遷亡兄　壯志未酬　遽爾先歸地府
　　陽居昆仲　致誠奉祝　望汝早登天堂」

　　這些早期死亡的人，顯然都還埋進了土裡。立了石碑、刻了挽聯，哀切優美的文字像一隻溫暖的母親的手。這二三十年過世的人就已不再入土，而用了西班牙——古巴式的葬法。一面牆可以裝下五六十個棺材「抽屜」，一個疊一個，前面用水泥封上。

　　在八十公分長、八十公分寬的白粉標了號碼的「抽屜」面上，有人用手塗上黑字：

　　「蔣緒韁　廣東新會梅閣連安村人
　　楊惠明　廣東開平塘口勝平市人
　　李國偉　廣東高要宗隆鄉二冷水村人……」

　　沒有一個讓人得到一點安慰的字眼。在他們的家鄉里，他們的墓碑上少不了「顯考」、「慟子」、「不孝子」、「在天之靈」等等文明世界用來彼此撫慰的文字。這些在異國的天空下躺進「抽屜」裡的人們只有一個號碼。

　　或許，寫下原鄉村裡的地名對他們而言已經是最大的安慰。不能「生於斯、死於斯、歌哭於斯」，地名至少表達了一個綿長未了的心意。

　　人在生時將鑰匙、照片、針線、眼鏡和信件，所有生命的蛛絲馬跡都放進抽屜；在這裡，人最後將自己的軀體也放進一個抽屜。再也不打開的抽屜。

　　19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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