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動盪的世界(16)_龍應台

一六

　　§主義的博物館，活的

　　我看見他的時候，他已經倒在地上，在騎樓靠馬路的邊上。他渾身髒臭，像只垃圾堆裡鑽出來的狗。手臂細長，是那種常出現在集中營照片中饑餓不堪的皮包骨的手臂。陽光照著他赤裸的下半身；骯髒的屁股上沾著黑色的蒼蠅。

　　我以為已經死了，卻發覺他手動了一下。

　　我沖進旅館，買了一個肥厚的三明治、一瓶礦泉水，又回到騎樓。路過的女人已經將他扶起，靠牆坐著。下體圍著一個破了洞的塑膠袋。

　　他閉著眼開始吃我的三明治，但是沒有力氣扭開礦泉水的瓶蓋。女人打開了瓶蓋，將水瓶湊進他的嘴。當他眼睛睜開時，啊，那樣明亮純淨的大眼！我發現他只是個20歲上下的年輕人，雖然他的身體殘敗像個老人。

　　破塑膠袋掉下來，「他」是個女孩子。

　　這個女孩子命不算太壞。她若生在埃塞俄比亞或者孟加拉、巴基斯坦，甚至於墨西哥，她都可能一倒下就沒人理睬，餓死後像野狗一樣被掩埋。

　　她生在古巴。路過的行人顯然還不習慣路有餓死骨，紛紛停下來，四處找塑膠布為她遮羞；不嫌她髒將她扶起來；有人打電話叫了員警。20分鐘後，員警就到了，將她送往醫院。在社會主義的古巴，她可以免費接受治療。

　　可是，像她一樣的人越來越多。1989年東歐劇變之後，古巴不止在政治上孤立經濟上更失去了支援。原來和蘇聯以貨換貨，譬如說，白糖換車輛零件，1991年全面停頓。古巴進入前所未有的「非常時期」。

　　石油沒有了，機器零件沒有了。國內的工業和農業無法運作。糖產量減少了一半，肥料從1989年的100萬噸降到1995年的10萬噸。水泥生產少了3／4，鋼產量減到l／3。貨運卡車壞了的無法修復，好的沒有油可以開動。1996年的國民平均生產額比1989年低了40％。

　　這是一個黑色的惡性循環；生產量減少，所以無法賺得外匯；沒有外匯，就買不起石油和機器零件；沒有石油和機器零件，所以農工停滯，無法生產。

　　唯一可以開拓的，是觀光業。古巴的經濟困境主要原因固然是因為社會主義集團的消失，然而古巴因此成為整個西方世界唯一剩餘的社會主義國家，卻招來了大批觀光客，爭先來看這活的博物館。1989年古巴只有31萬個來訪旅客，1995年卻有74萬。觀光客帶來的外匯成為這個主義博物館的生命線。

　　做為博物館裡頭被觀看的人，日子可不好過。糧食由國家限量配給：每人每月白米3公斤，豆類半公斤、80公克的麵包每天一個。80公克的麵包比一個孩子的拳頭還小。魚和肉一年難得有幾回。牛奶只有7歲以下的孩子可以分到。也就是說，一個8歲正在換牙的小孩已經喝不到牛奶，得不到鈣質。

　　家庭主婦的一天充滿緊張和計算。她掐緊手裡的糧食簿，天一亮就趕到指定的商店去等開門。門一開，眼睛先找花生油。糧食簿上寫著每人每月可分到半斤油，但是1996年已經有半年多沒見到油。然後找雞蛋。每人每週可以分到3個蛋，但是已經有好幾個月沒見到雞蛋了。肉，很久很久沒聞到了。

　　下午4點半，商店在午休之後再度開門。家庭主婦一擁而上，心裡抱著希望：也許下午可以看到食油、雞蛋，說不定竟然有肉。

　　家裡有孩子的人勢必要在自由市場向農人額外去買牛奶和雞蛋。可是，誰負擔得起？木匠阿曼告訴我，他的月薪是140披索（7美元），一公升牛奶要25披索，他的月薪買不到6盒牛奶。

　　而市場裡其實往往看不到牛奶和雞蛋。養了一隻羊、3只母豬、一堆雞飛狗跳的農婦解釋說，沒辦法呀，人的糧食都不夠，沒東西可以喂畜牲。她的羊沒有奶，雞也不下蛋。他們自己喝一點豬奶。

　　日子困難，人就聰明起來。阿曼在他市區中心的公寓裡頭養了兩隻雞。當我看見陽臺上的雞籠時，突然恍然大悟。從我敞開的旅館視窗，每天清晨聽見此起彼落的雞叫，我納悶著：在這樣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全是樓房和馬路，怎麼會有雞鳴人家？認識木匠阿曼，才知道，多少人家陽臺上養著雞呢。甚至有許多人在廚房裡養著一頭羊，擠羊奶喝。

　　更大膽的人，就往觀光客身邊走去。煙廠工人從工廠裡「節省」下幾盒煙，低價賣給外國人。一盒煙賺到的錢可能10倍於他的月薪。博物館裡的解說員私下為觀光客做翻譯。月薪20美元的教授離開了研究室，工程師離開了工廠，小學老師離開了學校。為我們開車的一對夫妻，50多歲，原來是工程師和老師，現在開一輛破舊的小車，每天在觀光飯店附近尋找客人。從旅館到機場的車資我給了他們20美元，已是一個資深工程師的月薪。

　　農人在田裡犁田；兩頭黃牛拖著木犁，人在後頭推著走。正午12點的太陽曬著。老農叫阿提拉，只有54歲，但有心臟病，所以提早退休。一個月領92披索退休金（4.6元美金），不夠活，所以又來種地，當然是國家的地，他偷偷來種，還用鐵絲圍了起來，誰也不知道是「竊居國有地」。他種了豆子，有了收成就拿到市場去賣。

　　「國家欠我的，」人們覺得，所以從公家工廠裡偷一盒煙出來賣或者挖一塊地來種，都是臨機應變的正當行為。揩公家的油來彌補自己困窘還有一個特別名詞，叫「左轉」。要懂得「左轉」，在這「非常時期」才過得下日子。

　　走過哈瓦那的老城區是驚心動魄的。三百年來，靠蔗糖和煙草而富裕的西班牙後裔住在這裡，用最昂貴的大理石做階梯，用最精美的鏤刻鐵欄做陽臺。深藍色的馬賽克洋溢著地中海的風味，細緻的門雕襯托出閒適的生活情調。上海外灘也許有23棟華麗的歐洲建築，哈瓦那卻有23000棟，一個美麗的建築博物館。

　　可是，是如何殘破不堪的博物館啊！1959年卡斯楚革命成功之後，就蓄意讓代表殖民文化的老區衰敗，轉而致力於農村建設。共產黨執政之後，資產階級大量外移，老區的深宅大院一棟一棟空下來。無產階級搬進去，深宅大院變成大雜院。40年下來，牆壁倒了，露出裡頭的泥土。窗子破了，沒有補上的玻璃。大理石裂了，東一塊西一塊。鏤花鐵欄鏽了斷了，危險地向人刺來。雕樑畫棟垮下來，散出腐朽的濕氣。壁紙翻下來，露出骯髒斑駁的裡牆。人，像老鼠一樣寄居在這黑影幢幢斷垣殘壁之中。

　　「觀光客初看我們的老城都會嚇一跳，」我的翻譯說，「他們都問：你們打過什麼戰爭？我只好笑。我們沒打過仗，只是自然地爛掉！」

　　在「非常時期」，老城連自來水都沒有了。運水車停在街頭，居民用桶子來接水，然後回到自己往的危樓前，不知是第幾層的樓上有人垂下繩索，打個結，把一桶水慢慢吊上去。

　　不屬於老城的市中心，殘破得沒有老城那麼觸目驚心，卻也窘態畢露。國家買不起汽油了，公車班數減少了，路上有長長的隊伍等著班車回郊區的家，等到天黑。許多人早上要等三個小時來上班，下了班要等三小時車才回得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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