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29)_龍應台

二九

　　§野火現象

　　菜市場中一地的泥濘。討價還價的喧嚷夾著刀起刀落的剁聲。在菠菜和胡蘿蔔旁邊，居然擱著一本攤開的《野火集》。賣菜的婦人蹲在地上剝玉米。

　　「歐巴桑，你在看這書嗎？」

　　「勿是啦！」她愉快地回答，「我後生在看啦！伊在讀大學。」

　　撕掉蒙眼布

　　《野火集》在出書廿一天之中再版廿四次，四個月後，已經迫近五十版，馬上要破十萬本的大關。文化界的人士咋舌稱奇，說是多年來沒有見到的現象。書店的經銷商說，許多買書人似乎帶著一種「使命感」走進書店，買一本給自己之外，還要添一本送人，惟恐讀「野火」的人不夠多。一位醫師告訴我，他買了三百本書四處寄發。學校老師也往往為學生集體訂購，作為指定的課外讀物。海外的留學生也來信，希望這本書能銷到國外。

　　這是個非常奇特的現象。《野火集》破紀錄地、瘋狂似地暢銷不是一個偶發、孤立的事件。從專欄時期讀者反映的洶湧，到成書之後讀者「奔相走告」的熱潮，在在都顯示這是一個深具涵義的臺灣社會現象。很明顯的，我們的社會對「野火」所發出的聲音有一種饑渴的需求。

　　需求什麼呢？

　　「野火」是個強烈的批判聲音；當批判的對象是自己的時候，就成為反省。「野火」，因此也是個自剖反省的聲音。但是「野火」裡頭並沒有任何新鮮的觀念。它指控現代的中國人喪失道德勇氣，它要求學生爭取獨立思考的空間，它要求政治的開放與容忍。近代史上，一波又一波中國的知識份子一次又一次地呐喊著同樣的話。如一位教授所說：「你的野火精神和當年的文星精神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但是為什麼廿年前叫喊的事情在廿年後還有叫喊的必要？可見我們進步非常有限。」的確，可是這一次的叫喊，在空谷中引起嗡嗡不絕的回聲，「野火」由一根小火柴燒成一小片火海，表示這是個不同的時機。或許人們不只是厭倦窠臼本身，也厭倦一次一次叫喊後的失敗。在上千的讀者來信中，大部分有這麼一句話：「啊！你說出了我心中早就想說的話」，然後加上三個驚嘆號！！！「野火」顯然痛快地供給了情緒的發洩，但是令人心驚的是，在發洩之前，那份情緒有多麼堵塞，多麼鬱悶。

　　臺灣在蛻變中。曾經是個一元化、權威分明的社會。子女遵從父母，學生遵從老師，人民遵從政府。可是經濟起飛了，如果上一代努力的是物質上的獨立，那麼這一代就追求精神上的獨立。教育水準提高了，往往子女懂得比父母多，學生青出於藍，人民所擁有的知識比官僚還高。西方民主文化的衝擊更是勇猛直接。雷根說卡紮菲計謀暗殺他，臺灣的電視就顯現：美國記者大聲問總統：「你有沒有證據呢？沒有證據就是撒謊。」這種鏡頭對我們膜拜電視的社會不可能沒有影響。頭腦再簡單的人也會問一聲：「哦，民主是這樣的呀？」更何況是已經受了教育，寧可自己思考的人。

　　經濟、教育、外來文化等等，構成伊甸園裡的知識之果，臺灣的社會大眾，是吃過蘋果的亞當。吃過蘋果，發覺自己的赤裸，於是急切地想看清現實，解決問題，但是亞當的臉上綁著一塊蒙眼布——吃蘋果之前的舊觀念、舊制度、舊作法、舊信仰，遮著亞當睜大的眼睛。多少年來不曾經過審查的教條、口號、神話、謊言，密密地包紮著亞當開始流轉的眼睛。

　　「野火」只有一個簡單的要求：撕掉蒙眼布。對「野火」狂熱的反響或許也就傳達了那麼一個簡單但迫切、堅決的訊息：我們不要蒙眼布！讓子女、學生、人民，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頭腦去想。

　　在野之聲

　　「野火」暢銷的主因固然是它反對權威、批判現狀的立場，但是為什麼比它更激烈、更叛逆的刊物，譬如一些黨外雜誌，卻得不到小圈圈以外的迴響？其中人為的因素當然很重要，譬如查禁的問題；最主要的因素卻在於這些雜誌本身的限制。一方面，歌頌權威、膜拜現狀的書籍刊物對厭倦蒙眼布的人缺少吸引力，因為它的出發點與目的地都是一種意識形態。另一方面，一些黨外刊物，雖然標榜批判，卻無法把讀者完全爭取過去，因為它往往也是以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為出發點，以某個政治結構為目的地；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是反宣傳可以變成宣傳，反教條可以變成教條。如果沒有較開闊的胸襟，較長遠的眼光以及對理性的堅持，蒙眼布換了顏色還是蒙眼布！而吃了蘋果的亞當所急切、不耐、引頸盼望的，不只是換一塊蒙眼布！

　　我們不能沒有黨外刊物，因為它是一個制衡的聲音。從「野火」的現象看來，我們更急迫地需要第三種聲音，一個不以單一意識形態出發、沒有政治野火、真實而純粹的「在野」之聲。這個聲音通常由關心社會的知識份子所發，可是在今天的臺灣，這個聲音，不是沒有，但微弱喑啞。知識份子或者受制于強權而不敢作聲，或者屈服於作官的私欲而婉轉歌唱，或者受挫於嘗試的失敗而灰心隱退；仍舊在努力中的，只能支支吾吾、避重就輕，貌似前進的《野火集》並不例外；或者倒過來說，「野火」這麼一本鼓吹最基本的民主觀念的書都能引起這麼大的震撼，不是「野火」前進，而是這個社會落後；不是「野火」的聲音特別清越，而是這個社會根本缺乏嘹亮的在野之聲。

　　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聲勢浩大的「野火」其實只是一隻猴子；臺灣需要的，是真正老虎的吼聲，許多老虎的吼聲。

　　喜鵲·烏鴉

　　因為在粉飾、教條、自我吹噓、自我慰藉的「醬缸」裡泡了幾十年，我才在極端不耐中開始寫「野火」，但是立即招來質問：為什麼只寫壞的？光明面為什麼不寫？人民很勤奮呀，政府很努力呀，社會很安定呀！為什麼一面倒？是「別有用心」嗎？

　　不錯，我是「別有用心」，像個病理學家一樣的別有用心。病理學家把帶菌的切片在顯微鏡下分析、研究，然後告訴你這半個肺如何如何的腐爛；你不會說：「奇怪，怎麼只談我壞的半邊肺？怎麼不誇——誇那好的一半？」

　　那麼，為什麼要求社會病理家談「光明面」呢？

　　再說，歌頌勤奮的人民、努力的政府、安定的社會的人還不夠多嗎？何必還需要我也加入？

　　你有影響力呀！讀者相信你。

　　這話說得何其天真。如果「野火」的作者有所謂的影響力，那純粹是因為他像只烏鴉一樣不說悅耳的話；他怎麼可能在贏得「讀者相信」之後轉而加入喜鵲的行列？一個社會本來就該有許多不同的聲音，傳達不同的訊息；烏鴉和喜鵲各有所司。但是，如果報喜不報憂的喜鵲覺得自己缺乏信服力，它就必須改變作風，開始說實話，而不是要求有「影響力」的烏鴉換套羽毛，唱喜鵲的歌。

　　也有人擔心地說：「野火」暴露出那麼多臺灣的缺點，被敵人拿去作宣傳怎麼辦？

　　不怎麼辦！只有頭腦簡單的人才不知道自我批評是一種自省自新的能力。當西德的布朗德與美國的尼克森鬧出舉世皆知的醜聞時，兩國人追究到底的態度贏得的是尊敬，不是輕視，我們的報紙喜歡興高采烈地報導大陸報紙所揭露的壞事，作為「你看他們多糟糕」的宣傳，而事實上，中共愈是容許醜事的揭發，批評的公佈，愈表示他們觀念的進步，也就愈值得我們思考。

　　把自己的弱點暴露出來檢討，是優點，不是缺點。「野火」不需要描寫臺灣社會的光明面，因為，我相信，「野火」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光明面的表現；表現臺灣的制度能容忍批評，臺灣的人民能自我反省；這是個有更新能力的社會。

　　讓別人拿《野火集》去作宣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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