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白色的烏鴉_龍應台

一隻白色的烏鴉

　　那一天晚上，有香港來的董橋夫婦、為《當代》雜誌獻身的金恒煒夫婦、剛從瑞士回國的我，和從通霄北上、一身鄉村氣息的七等生。

　　我們談到民族主義和世界公民的問題。地球村裡，人與人的關係越來越密切；臭氧層中一個破洞，對紐約高級住宅區中紳士淑女的影響和對南美叢林中的印第安部落土著的影響一樣。伊索比亞的饑民手中的奶粉來自瑞士，也來自加拿大。到一九九二年，整個西歐要變成一個沒有國界的大邦聯。在這個彼此息息相關的新世界裡，民族主義是不是該淡化？

　　「種族、國界，對我都沒有意義，」七等生說，「我相信人的價值是唯一的價值；那價值是共通的……」

　　與我初識的七等生，留著齊頸的長髮，用溫文而緩慢的聲調講話，講的是他對四海一家、人皆兄弟的信念，眼睛裡透著夢幻似的光芒。

　　我心裡暗笑：完了，碰到了一個比我還嚴重的理想主義者！

　　在殖民地生長生活的董橋往夢幻騎士的頭上澆下一杯冰涼的水：

　　「你有這四海皆兄弟的想法，但是人家把你當兄弟嗎？」

　　「弱勢民族有沒有資格談四海一家？」一向思考敏銳的金恒煒也澆下一杯冰水。

　　「走在瑞士的街頭，無知的人不是把你看作泰國來的妓女，就是當作柬埔寨的難民；對你不是輕視就是屈尊的同情。這個時候，你怎麼來跟他談『人的價值是唯一的價值』，我們是兄弟姊妹？」我也惡狠狠地當頭傾下一桶冰水。

　　溫柔的七等生成為眾矢之的，面對著齜牙咧嘴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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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的我，在瑞士住了第一年，確實是不太愉快的。收在《人在歐洲》這本書中的一篇文章《泰國來的？》，寫出了歐洲人對亞洲人不甚自覺的歧視。然而在現實環境中，又確實有那麼多泰國來的賣春女郎、為換取護照而結婚的亞洲女子、背井離鄉為生活奮鬥的亞洲難民；我沒有辦法改變人們的成見，而又必須每天面對這些成見，心情自然是不愉快的。

　　董橋終年生活在殖民文化的夾縫之中，對民族主義問題自然敏感。恒煒一向有世界視野，又在種族雜處的加州生活過幾年，對強弱民族間的矛盾也難免有所感觸。而我，一年來老被人問：「您是泰國人嗎？」和幼兒走在街上，陌生人—會走過來，塞給我幾塊瑞幣，「給可愛的孩子買點東西！」他們親善地說，那是使我覺得有點難以消化的親善。我開始重新檢討自己以前對民族主義的批評。而七等生，沐浴在太平洋的海風中，面對的不同「種族」是客家人、閩南人、外省人……他應當可以諒解為什麼我們幾個人渾身是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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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際筆會上，我看見白人作家站在臺上，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穿梭會場之中，又受鎂光燈及人群的包圍與簇擁。我看見黑皮膚、黃皮膚的作家，安靜而謙遜地隱沒在各個角落裡。而黑皮膚、黃皮膚的作家對彼此也沒有太大的興趣；他們的眼光，也專注地落在白種作家的身上。這個世界是現實的：讓一個白種作家或記者注意到你，比讓十個或一百個「第三世界」作家或記者注意要有價值得多。要將自己的「商標」打進世界文學這個「超級市場」，只能依靠白人的發掘、引進、宣傳。

　　去年在瑞士開的筆會，在我眼中，充份流露著白種作家的自我中心、自我膨脹。我開始考慮到自己作為作家的立足點問題。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是第幾世界的作家，經過一場筆會，卻猛然發覺，啊，在這些白人眼中，我自然是個第三世界的作家，完全不屬於歐美那「第一」世界的圈子。

　　然而我對第三世界的瞭解遠遠不如我對歐美的瞭解；我對第三世界的認同感遠遠不如我對第一世界的認同來得強烈。但是第一世界並不承認我的歸屬。

　　有一隻烏鴉，為了混進雪白的鴿群，將自己的羽毛塗白。但白裡透黑，被鴿子趕了出去；回到鴉巢，因為黑裡透白，又被烏鴉驅逐。

　　這就回到了「公審」七等生的問題：別人不把你當兄弟時，你如何與他稱兄弟？

　　就個人藝術創作的層次而言，這些立場、認同等週邊問題可能都是最不重要的考慮。一個作家以手寫心之所至，是水到渠成的事，與他屬於第幾世界可以沒有任何關聯。然而就地球村的整體文化而言，白種文化的絕對強勢所造成的世界同質化傾向，對弱勢文化中的作家無甯是一種危機，一種威脅。他會發現整個世界都在用一把尺——以強勢文化所核定的刻度——衡量他的價值，而這把尺，很可能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

　　狹隘的民族主義是塊砸自己腳的石頭；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權等等，必須超越民族主義的捆綁。但是弱勢文化中的作家或許應該結合力量，發出聲音，讓沉浸在自我膨脹中的白人社會產生些微不安；因為有一點不安，他就不會盡興地膨脹。談四海一家，必須先站在平等的立足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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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審」七等生之後，又過了八個月，我身上的刺卻落了很多，因為我發覺，在所謂種族歧視上，各個民族其實是相當平等的，也就是說，一個西洋人在臺灣或中國所可能受到的「歧視」並不低於我在歐洲受到的「歧視」。

　　一個瑞典的醫生在臺北學中文。語文中心一位工友為細故而罵他為「洋鬼子野蠻人」。醫生正式去函中心主任，要求工友道歉。兩人相對時，主任對工友說：「你不要叫他野蠻人嘛！人家聽了心裡多難過。」

　　在蘇黎世的街頭，瑞典朋友微笑地為我敘述這個小故事，我當街大笑起來。中心主任話裡的意思當然很明白：我們都知道西洋人是野蠻人，但是不要說出來，傷了感情。

　　在「野蠻」的瑞典，被判了終身監禁的重犯還有假期；不久前一個間諜在與妻子「度假」的時候溜跑了，西方諸國引為笑談，瑞典不以為忤，堅持「犯人也有人權」。在「野蠻」的瑞典，沒有人會因為付不起醫藥費而被拒於醫院門外，沒有鰥寡孤獨年老者會因為無人撫養而死去。在「野蠻」的瑞典，沒有人會因為「言論不當」而被囚禁起來，也沒有人會把幼女販賣到妓院作為雛妓。

　　一個來自高度文明的歐洲人被中國人看作「番子」；我這個自視甚高的亞洲作家被歐洲人看作從良妓女、難民；我們的感受是一樣的。我在歐洲所面對的誤解、歧視，其實不是歐洲人的弱點，而是「人」的弱點吧！

　　或者作夢的七等生竟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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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歐洲》是我旅瑞一年半的心路，大部分的文章都在《九十年代》、《文星》以及時報「人間」副刊上發表。從《野火》到《人在歐洲》，我好像翻過了一座山，站在另一個山頭上，遠看來時路，臺灣隱隱在路的起點。離開瑞士，移居西德，眼前又是一條叉路，我漸行漸遠漸深沉，但路則像一根綿延的帶子，系在胸間，時時感覺那起點的扯動。

　　一九八八年五月於蘇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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