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異鄉_龍應台

故鄉異鄉(1)

　　火車站

　　四九年，兵荒馬亂中，母親終於不顧一切地隻身搭上火車，她要回衡山把一歲大的孩子帶出來。當初是為了避免讓幼兒受流離顛沛之苦而將他托給了鄉下的奶奶，現在，思兒心切，管不了那麼多了，要受苦就一起受吧！

　　半年多不見，孩子顯得大多了，可是已經不認得自己的母親。他瞪著眼前陌生的女人，像貓一樣緊纏著奶奶的腿，「不要不要——」怎麼也不肯跟陌生人抱抱，「不要不要——」他奶聲奶氣地喊著。

　　踩著黃泥路，到了火車站，孩子開始呼天搶地，「不要不要奶奶不要！」火車轟然進站的時候，傷了心的母親轉了念頭：「算了，不勉強吧！鄉下大概還是平靜點，反正很快就會回來……」

　　她終於松了手，將啼哭抵抗的孩子交還給奶奶，回身上了火車。火車緩緩開動，她將臉貼著車窗，依依地看著那緊摟著奶奶脖子的孩子，孩子兩隻清亮的眼睛也正牢牢地望著她。

　　她當然不知道，火車一開動，就將她和孩子拉開了四十年。四十年後她已老態龍鍾，再度來到這荒野中的小火車站，黃泥路依舊，那個奶聲奶氣的孩子已是個面貌黝黑的中年人，他赤著腳走在田埂上，扁擔的兩頭悠悠晃著滿盛的水。

　　衡山的哥哥比我大四歲；如果我早生四年，那個被留在湖南鄉下的就是我，那麼今天就沒有龍應台，而有龍應湘。

　　四十年後的龍應湘該是個什麼人呢？

　　父執輩

　　既然叫龍應台，當然是個在臺灣出世的孩子，可是正因為名字裡嵌了「台」這個字，誰都知道他肯定是個異鄉人。四九年之後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叫「台生」的，不管是張台生、李台生、翁台生，他們的父母都才在兵荒馬亂中渡海而來，剛剛踏上臺灣的土地。祖傳數代的臺灣孩子不會叫台生，就好像老北京人的孩子不會叫京生一樣。「台生」，一方面告訴你這孩子和臺灣有著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卻也洩露，他和臺灣畢竟只是初識。

　　我這個「台生」從小就發現自己和周圍的玩伴不一樣。他們講閩南語，我們說國語；他們住在祖傳的老宅裡，我們則從公家宿舍搬到公家宿舍；他們的媽媽穿著短衫長褲，我們的媽媽穿旗袍；他們的爸爸做生意、打魚、種地，我們的爸爸穿著某種制服辦某種的公；他們在清明節提著食籃上祖墳，我們在家門前焚燒紙錢，撚香對天空遙祭；他們的父執輩群聚在夜市裡喝酒劃拳，卷起褲腳蹲在廟前廣場推牌九，得意時咬牙切齒地喊「幹你娘！」；我們的父執輩穿著短袖襯衫、深色長褲，圍著方桌打麻將，時不時脫口而出「媽啦個B胡了！」洗牌時嘩啦嘩啦響得整條巷子都聽得見。

　　所謂父執輩，就是那些口音腔調和你父母的相似，會和藹地摸摸你頭、給你兩塊錢差遣你在對面雜貨店買瓶五加皮然後讓你保留零錢的人。七九年，紐約電視上出現一個大陸的老農民，缺了門牙的老農咧嘴笑著，一臉憨厚，他一開口說話，我就呆了——怎麼口音如此親切竟像個「父執輩」呢？

　　操鄉音的我的「父執輩」在臺灣是那少數的異鄉人，缺牙的老農民使我發覺：海峽那邊，操南腔北調的「外省人」卻是多數，而且是那邊的本地人；我覺得驚奇。

　　鄉音

　　八五年，臺灣人到大陸仍舊是違法的，但是我去了，去看看湖南那個被落在火車站的長我四歲的孩子。

　　清晨，還在半睡半醒中，賓館窗外流進此起彼落的人語聲，不外乎日常的招呼，「哪裡去呀？」「早啊！」人來人往。

　　我蜷縮在被窩裡，耳朵卻像野狼一樣豎起來。這窗外的人，怎麼回事，竟然會說著我父親的話，那聲音、腔調，熟悉而親切，像條睡暖了的舊被，像廚房裡帶點油膩的老鐘。我衝動得想趴上窗子看看這些人的面貌——他們和父親長得可也相似。

　　在臺灣，父親的鄉音總惹人發笑，「聽莫啦！」人們搖搖頭。他得費好大的力氣才能讓人弄清楚他要的是鋤頭、芋頭、還是豬頭。

　　而在這扇窗外，每一個人——廚師、公安、服務員、書記、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說著父親的話，說得那麼流利順暢，說得那麼不假思索，那麼理直氣壯，好像天下再大也只有這麼一個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語言。

　　窗外人聲不斷，我起床漱洗。滿嘴牙膏泡沫時，聽到一個稚嫩的聲音：「埃及，我海子掉了！」

　　「海子」，是鞋子，我從小聽熟了。「埃及」，父親當年也這樣喊他的母親吧？是哪兩個字呢？「娭己」？「愛姐」？「蜀人謂母曰姐」，楚蜀不遠吧？【案：娭毑。】

　　「有一次，我從學校裡回來，跑了兩三裡的路，下著雪嘍，進到屋裡來，眼睛都花了。你奶奶給我一碗飯，我接過來，想放桌子上去，沒有想到嘩啦一聲飯碗跌在地上，破了。你奶奶以為我嫌只有米飯沒有菜，把飯給甩了。她傷心地哭了，她把自己的飯省給我吃……」

　　父親講這個他不知講了多少遍的故事，然後嘆息：「我對不起你奶奶。」然後要沉默很久。

　　我們則各做各的事情，這個打破碗的故事不如司馬光砸破石缸來得驚險，也不如華盛頓砍掉櫻桃樹來得偉大，實在不怎麼樣。倒是在我滿嘴牙膏泡沫傾聽窗外的這一刻，突然想到：奇怪，這許多年來父女一場，怎麼倒從來不曾問過父親是否想家。

　　於是我讓哥哥就著答錄機坐下，「給爸媽說段話吧！」哥哥兩眼望著自己的腳，困難地思索著。我在一旁呆坐。是啊，他該說什麼呢？問父母這四十年究竟是怎麼回事？問老天那一列火車為什麼走得那麼不留餘地？

　　回到臺灣的家，行囊尚未解開，就趕忙將錄音帶從口袋中掏出——我從不可預測的歷史學得，有些東西必須貼身攜帶，譬如兵荒馬亂中秘書的孩子，譬如一張僅存的情人的照片，譬如一卷無可複製的帶著鄉音的錄音帶。

　　外面黑夜覆蓋著田野，我們聚在溫暖的燈下。

　　母親捧著杯熱茶，父親盤腿坐在答錄機前，沒有人說話。

　　極慎重地，我按下鍵盤。

　　哥哥的聲音起先猶疑，一會兒之後速度開始加快。

　　父親沉著臉，異常地嚴肅。我偷覷著——他會哭嗎？父親是個感情衝動的人。

　　母親呢？為了四十年前在衡山火車站的一念之差，她一直在自責，此刻，她在回想那一幕嗎？

　　我用眼角餘光窺看著兩個老人，有點兒等待又有點兒害怕那眼淚奪眶而出的一刻。

　　「不對不對，」一言不發的父親突然伸手關了答錄機，轉臉問我，「你拿錯帶子了？」

　　「沒有呀，」我覺得莫名其妙，那分明是哥哥的聲音。

　　「一定拿錯了，」父親斬釘截鐵地，而且顯然覺得懊惱，「不然我怎麼會聽不懂？像俄國話嘛！」

　　【案：湖南十裡九音。父親記得的大約是湖南官話，兒子講的可能是鄉下土話，日子久了，聽不懂，完全可以理解。】

　　我張口結舌地看著他，只是看著他。

　　他沒有淚下，他沒有大哭，他不曾崩潰，他他他——少小離家老大不回，四十年浪跡他鄉，他已經聽不懂自己兒子的鄉音。

　　我看著父親霜白的兩鬢，覺得眼睛一陣熱——唉呀，流淚的竟然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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