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手正傳(33)_劉墉

三三

　　一言堂　十月十六日

　　公蛐蛐一死，屋裡就靜下來了。有時候沒聲音反而覺得更不安。怪不得有人要在屋裡放個流泉，時時聽水聲；有人養鳥，要聽鳥鳴；有人愛鐘，一間屋子能掛好幾個大鐘；還有人喜歡在窗外種芭蕉。連我的空氣清淨機，明明吵得要死，說明書上卻說這種頻率不會吵，反而有安神之效。也怪不得有的丈夫愛打鼾，他的枕邊人非但不覺其擾，哪一天丈夫不在家，還可能因為太安靜而睡不著覺。

　　這前後兩隻公蛐蛐，連著叫了好一陣子，我由時時聽到，變得時時聽不到，也就是「有聽沒有到」。既然達到這種境界，它們的突然消失，就真有些不習慣了。

　　或許那些從政的人，也會有同樣的感覺吧！由「一言堂」，大家不敢說話，到突然的「大鳴大放」，當然會不習慣。但是如果這樣的局面久了，也適就了，一朝突然又沒了反對的聲音，會不會也覺得太孤寂呢？

　　所以，「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化」。也可以改成「絕對的安寧，造成絕對的不安。」那不安來自心理的不能「自我肯定」，如同一位太成名的作家，寫什麼爛東西，別人都用，缺少了批評者，反而自己要不安。絕對的安寧也如同許多沒有外侮，大家吃飽了、喝足了，無處發洩剩餘的精力，於是搞內鬥。連這世界的「冷戰時期」結束，都非但不見安寧，民族和宗教的戰爭反而增多。愛斯基摩人，總處在無邊的寧靜當中，耳朵應該好，卻發現聾子特別多。因為耳朵老不接觸聲音，偶爾打獵開槍，那槍聲就造成嚴重的傷害，應該也是同樣的道理。

　　雖然沒了蛐蛐的叫聲，使我有點不適應。所幸連著下了幾天大雨，秋天的朽葉塞住「天溝」，雨水便沿著四邊屋簷往下淌，滴滴答答加上稀哩嘩啦，十分吵鬧，使我有了另一種安神的音效。

　　不知為什麼，一到秋天下雨，就想到李易安（李清照）的「蕭條庭院，又餘風細雨，重門須閉。」這首詞明明是寫春雨，我卻怎麼看，都是描述秋愁。至於她的「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則恰恰相反，寫的雖是秋天，我卻怎麼想，都覺得是料峭的春寒。大概凡是才子、才女，有點日夜、春秋不分吧！

　　李易安真是了不得的才女，不但克得了丈夫趙明誠，還克得住她公公趙挺之。據說趙明誠死後，李易安寫了篇祭文，大概寫得太好，害得趙挺之都不敢動筆了。

　　我想不該用「克」這個字，因為太大男人沙文主義。我應該說趙明誠要是沒有李清照，早就成為歷史沉沙的一小顆，不會被人記得。甚至李易安後來改嫁的張汝舟，也要感謝這個二嫁的老婆，多虧她，張汝舟才能進入歷史，而且被後代的人爭來爭去、吵來吵去，一直吵到今天。

　　可不是麼？有一回我在廣播電臺上談李清照，說她後來改嫁給張汝舟，居然被一位老先生狠狠罵了，說李易安這樣才華高曠、冰清玉潔的奇女子，怎麼可能改嫁。

　　我回說，就因為她才華高曠，所以欲望也過人；也正因為她是「奇女子」，所以能向世俗挑戰，不但改嫁，而且敢告她丈夫。你細數數，歷史上的才女，是不是常有反世俗的行為？我們總說男人有了成就，常把老妻休了；其實女人有了成就，尤其到近代，也常把老公給甩了。老公活著尚且可以甩，老公死了，又有什麼顧忌？配偶！配偶！有一邊發了，或有一邊死了，既然不再「配」，還怎麼成為「偶」？

　　我這玻璃瓶裡留下的母蛐蛐就是最少二嫁的。你看！前夫被她和後夫合夥吃了，後夫逃亡之後又被刺殺。剩下一個「她」，居然一會兒吃葡萄，一會吃屍肉，過得十分快意，我是不是應該再為她找個主，嫁第三任丈夫呢？

　　突然想到派蒂，這傢伙自從「出差」之後，就特別不安。總是扒著罐口的紗布，想往外跑。這也不能怪她，自己摘的水果甜，打完了野食，當然覺得自家的食物不好吃了。

　　她的不安，也可能因為到了「發情期」。外面螳螂的壽命，頂多撐到十一月下旬，到時候算不餓死，也得凍死。加上它們還要懷胎一段時間才能產卵，現在當然該「成婚」了。前幾天的那個「客人」，雖然不巧，是只母的，但由同性的接觸中，也會激起她性的聯想，儘管後來把對方殺了，那被激起的性欲，卻再也難以平息。

　　沒有錯，即使不是同性戀，看到同性的裸體，也會動情，甚至看自己的裸體，都能產生聯想。早期的修女，不是在洗澡時，都要穿一件特別的衣服，避免看到自己的胴體，而產生遐思嗎？

　　性的不能滿足，最會造成不平靜。我想，說不定派蒂把朋友殺死，就是因為性的焦躁，而不是為了「獵食」。否則她為什麼不把朋友吃掉呢？

　　提到吃，最近連日的大雨，使派蒂的伙食產生很大的問題。幸虧派蒂先在出任務的時候，吃了一隻公蛐蛐，後來我的岳父又抓到一隻不知名的小蟲喂她。儘管如此，算下來，她在過去六天，只吃了兩餐。

　　所幸她能喝水。自從在「病」中喂她喝過水，現在只要我把「鴨嘴筆」遞下去，她就會伸著脖子喝，一次總能喝上四滴水。

　　下雨，除了抓不到蟲，更造成我沒有機會為她找丈夫，眼看天氣愈來愈冷，殺手的脾氣愈來愈躁，她的壽命愈來愈短，我自己也開始煩躁了。

　　突然想到臺灣著名的昆蟲學家陳維幫。他應該算我的老師，也是我的同事。以前我在成功高中念書的時候，就聽說他。後來去母校教課，更見識了他的「昆蟲館」。以那時候臺灣人的經濟力量，全靠自己，收藏到那麼多世界稀有的昆蟲標本，怎不令人佩服。

　　說巧也真巧，今年暑假我去花蓮演講，在花蓮機場遇到陳維壽，手上拿了三個透明的塑膠盒，你猜裡面是什麼？居然是三隻小螳螂。

　　「為什麼不裝在一個盒子裡？」我問他。

　　「怕它們把彼此給吃了。」他說。

　　「聽說有時候還在交尾，母螳螂就會把公螳螂的頭咬下來。」我說。

　　「對！對！對！」他笑著，作出很奇怪的表情：「這樣公螳螂才會快樂。」

　　「頭被咬掉才會快樂？」我叫了起來。

　　「當然，男人沒有了頭腦去想，就更能充分享受性的快感了。」

　　「你又不是螳螂，你怎麼知道？」我詰問他。

　　「我看得出來！」他很肯定地說。

　　這件事，我才回到家，就告訴了我老婆。老婆也一樣問：「陳維壽又不是螳螂，他怎麼知道？

　　我沒照實轉達，一笑，說：「陳維壽說公螳螂告訴他的。」

　　「公螳螂沒了頭，怎麼告訴他？」

　　這下可把我問住了。

　　現在，我又想到了陳維壽。我尤其記得那天在花蓮機場，他居然十分慷慨地把一隻螳螂，連盒子，一起送給了陪我去的一個學生。

　　我目前就需要他送我一隻公螳螂。

　　晚上九點，臺北才上班，我就打電話給我的秘書：

　　「我不知道陳維壽老師的電話，你幫我去成功高中問，如果正好能聯絡上陳老師，問問他還有沒有公螳螂，如果有，我就把我的母螳螂帶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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