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是靠不住的(86)_林達

八六

　　首先，必須回到這兩個訴訟不同的出發點上。在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審判中，它們的目的完全不同，因此它們的當事人也是完全不同的。

　　在美國的刑事審判中，它所尋求的唯一目標就是「正義」。這樣的審判和對受害者金錢賠償之類的訴求，是沒有任何關係的。即使在刑事審判中包括了沒收財產和罰款這樣的判決，與錢財有關的這一部分也是充公上交的。刑事審判尋求的是「正義」，尋找的是「罪犯」，它的起訴性質是「公訴」，定罪的結果，是剝奪被判有罪者的自由乃至生命。

　　在美國的刑事訴訟案中，提出起訴的一方，並不是受害者的家屬，而是在線索上歸屬于美國政府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之下的各級檢察官。案件的名稱通常是起訴地點的地名對被起訴者的名字，例如，「加利福尼亞州對辛普森」，「美利堅合眾國對某某」。

　　事實上，上面的這個案件名稱是不完整的。完整的名稱應該是「某某地的人民對某某人」，如「加利福尼亞人民對辛普森」。因為對於刑事訴訟，原則上來講是一個地區的人民為在他們生活的地方發生的罪行，對嫌疑者提起「公訴」，為這一地區的人民尋找罪犯，尋求正義。

　　那麼，這個時候被害者的家屬在這場刑事訴訟中，又是怎樣的一個位置呢？他們僅僅是證人。而且，證人的地位完全是被動的。並不是你想要上去控訴表態就可以上去的。你和其他證人的地位是完全一樣。也就是說，只有當一方的律師，通常是檢方，要求你上去作證你才可以上去，上去了就是回答律師的問題，答完了就下來。律師不叫你作證，那就沒你的事，你只能坐在旁聽席上，靜候發展。

　　雖然美國的刑事訴訟是一場「公訴」，但是，作為原告的「人民」在這裡是一個集合體的抽象概念。落實到具體操作，司法調查和訴訟就和其它的公眾事務一樣，美國人民是通過憲法這樣的契約，委託一部分人組成政府來操作的。也就是委託被稱之為「公僕」的政府工作人員來代勞。這裡面既包括警察局或者是聯邦調查局這一類的機構的調查，取證，也包括政府行政分支司法部檢察官的起訴和法庭辯論。

　　在這樣的刑事案件裡，不論被告是否被判有罪，受害者的家屬是不用出一點訴訟費用的。整個這套班子動用的都是政府工作人員，並且可以根據需要動用納稅人的稅金進行全部操作。所以，人的資源是豐富的，經費通常也是充足的。因此，經過這樣一個轉換之後，名為「某某地人民對某某人」的案子，實際上就變成了「某某地人民的政府對某某人」的訴訟。問題也就隨之而出來了。儘管在理論上可以完成這樣的切換，但是，我們在以前也提到過，當政府已經建立，權力已經集中，它相對於人民的異化很可能在同時就開始了。因此，當訴訟的公訴一方在操作中被切換以後，訴訟的性質也可能被偷換了。

　　正是因為有訴訟性質被偷換的可能，因此美國人民認為他們有理由這樣擔心，一場代表著人民正義的公訴，是否有可能被偷換為政府利用司法對平民進行的迫害。一旦這樣的事情發生，作為個體的平民被告方在政府強勢的對比下，又是明顯地沒有招架能力。

　　你想想，如果政府官員們討厭哪一個惹麻煩的平民，想把他送進監獄甚至了結了他的性命的話，這不是太簡單了嗎？從搜羅證據提出證據，從審理判定到送進監獄，統統都是政府的人。更何況，刑事審判的訴求是刑事懲罰，它所涉及的是一個普通平民的自由乃至生命。這使得以個人的生命自由幸福作為最根本目標的美國人，覺得無論如何必須設法防止這種偷換。

　　因此，不僅在美國的憲法修正案中，加強了保護平民被告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利，同時在刑事訴訟的設計中，也有一整套保護被告公民權利的措施。它的做法依然是我們已經熟悉了的原則，就是政府的力量必須受到「平衡和制約」。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美國的民事訴訟。民事訴訟相對來說要簡單得多。美國的民事訴訟尋求的唯一目標就是對於受害者或者其家屬的「經濟賠償」，它和「尋求正義」的目標有著本質上的不同。當然，在民事審判中，也有人是希望通過審判結果，給自己「討個公道」，「有個說法」的。例如，一些根本談不上有損害的事件，也會有人因為「咽不下這口氣」而進行民事告訴。這時，就會發生象徵性的「一美元賠償」的判決。使得大家對一場民事爭執，也給出一個「說法」來。但是，你也看到了，美國民事訴訟的一切結果，就是歸結到金錢上面。

　　因此，民事審判的性質與刑事審判完全不同，它的判決結果民事訴訟尋求的是「金錢賠償」。它尋找的不是「罪犯」，而是金錢賠償的「責任承擔者」。它的訴訟性質是「私人起訴」，判決的結果是「賠不賠錢」和「賠多少錢」。與涉案者的自由生命統統無關，它所尋求的僅僅是經濟賠償，說到底這場訴訟在法理上就是只和錢有關。

　　民事案件的名稱一般都是「某某人對某某人」，也就是說，這裡的原告方一般都是個人，或者是一個法人。而被告方通常也是個人，法人。有的時候，被告甚至是政府機構。

　　象辛普森的這場民事訴訟，原告方與政府已經毫無關係，司法部的檢察官也不再出現。現在的案子的名稱已經是「兩名死者的家屬對辛普森」。原告方必須自己承擔風險，萬一敗訴，他們必須自己支付巨額的訴訟費用。政府不再動用稅金為原告支付任何費用。

　　正因為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訴訟，因此，它們是可以互不相干地進行審理的。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法律規定，民事訴訟有個時效問題。原告必須在事件發生後一年之內就提出訴訟，否則這件事情就算過去了，以後法院不再受理。因此，在辛普森的刑事審判進行到一半的時候，也就是在案件發生將近一年的時候，本案兩名被害者的家屬，就已經分別作出決定，提出了民事訴訟。

　　正因為兩種訴訟尋求的目標不同，因此，不論辛普森在走在前面的刑事訴訟中是否被判有罪，民事訴訟都會照常進行。我們假設辛普森在刑事訴訟中是被判有罪並且入獄了，這也並不意味著民事訴訟就可以「免了」，辛普森到時候照樣必須從牢裡給解出來參加民事訴訟。因為，儘管正義被伸張了，罪犯已經找到並且被懲罰了，但是，民事訴訟是另一碼子事，那是家屬在要求賠償經濟損失。這一個不同的「訴求」在刑事訴訟中是沒有也不可能得到滿足的。大量刑事案的受害者或者家屬之所以沒有提出民事賠償訴訟，其原因不過是因為大部分的刑事案的施害人是窮人，根本沒錢可賠。

　　所以，辛普森案民事訴訟的發生，在法理上並不是說明，該案中的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沒有尋求到正義，因此，必須在民事訴訟中再來一次，再作一次伸張正義的努力，希望這次能夠證明辛普森「的確是個罪犯」。而應該說，上一次刑事訴訟是政府給大家找罪犯，這一次是被害者家屬在給自己找賠錢的責任承擔者。

　　從法理上，二者之間沒有什麼聯繫。所以完全可以各找各的。兩個不同的原告根據不同的出發點尋求不同的目標，完全可能一個達到了目標，而另一個卻沒有達到目標。那麼，你一定要問了，不管怎麼說，是畢竟同一個案子同一個被告呀，就算是「合法」，可是兩種不同的結果怎麼可以「合理」共存呢？「經濟賠償」的「責任者」找到了，不就是等於刑事案中的「兇手」也找到了嗎？別急，聽我再往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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