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來一路讀(53)_林達

五三

　　五、從「黃狗契約」到《民權法案》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20年，是美國工會運動的不穩定時期。戰爭期間，工人運動常常被誣衊為不愛國的叛國活動，是反對美國的非法的陰謀活動。企業在雇傭工人的時候，常常要求工人在雇傭合約中簽字保證不參加工會。這樣的契約被叫做「黃狗契約」。

　　但是美國工會仍然存在，仍然有一定的號召力和影響力，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工會就成為政治家們不可忽略的力量。到1919年，全美勞聯仍然有400萬成員。在1924年大選的時候，全美勞聯號召工人既不要把票投給共和黨的候選人，也不要給民主黨的候選人，而是投給第三党進步党的候選人，一個對工人和農民比較友好的參議員，結果進步黨在大選中得到17%的可觀票數，從此令政治家刮目相待。

　　30年代的大蕭條，美國民眾進入了現代史上生活最艱苦的年代，大批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率高達1/4。也就是在這大蕭條的年代裡，聯邦政府開始了一系列干預勞資關係的立法。這一過程一波三折，由此奠定了美國工人運動的基調。

　　1932年，福蘭克林·羅斯福當選總統。1933年3月，羅斯福開始一系列旨在刺激經濟、養活失業工人、恢復全國信心的計畫。在他的敦促下，國會立法建立「全國恢復管理局」（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NRA的7a分部專門管工會的登記，負責保證工會的合法存在，並以工會集體的力量和雇主談判。儘管7a分部並沒什麼實權，它的建立卻被千百萬工人看成是政府為工人參加工會打開了綠燈。

　　全美勞聯立即抓住這個有利時機，發展會員，他們的傳單上寫著：「羅斯福總統要你加入工會！」

　　可是，不久，當時保守的最高法院認為羅斯福的新政過分干預私營經濟，在一次裁決中宣佈，NRA是違憲的，不再存在，NRA的7a分部也自然消失。然而，這個時候，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政治家認識到立法干預勞資關係的重要性。無論是在經濟平穩的時期，還是在經濟蕭條的困難時期，勞工和資本的關係是一種互相依存、互相對抗而尋求雙贏的關係，力量和利益必須在困難的協調下達到平衡，而政府必須在這樣的平衡過程中起積極的作用。這樣的思想，在以往政府不干預經濟的傳統中是沒有的。

　　在紐約州的聯邦參議員羅伯特·瓦格納的領導下，國會在1936年通過了《國家勞動關係法》，即《瓦格納法》。這是美國勞資關係史上第一個重要的立法。

　　《瓦格納法》的作用超出了當年的7a分部，為工會的存在奠定了牢靠的合法性基礎，明確規定工會有權代表工人和雇主展開集體談判。從此，這樣的集體談判是法律所要求的一項國家政策，雇主拒絕談判就是非法的。這項法案還提供保證，讓工人無記名投票選舉工會領袖，保護工會成員不受雇主的威脅利誘。

　　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對《瓦格納法》作出了修正。1959年，《蘭德倫·格列芬法案》（Landrum Griffin Act）對此又作出了修正。至今，這些法案仍舊制約和協調著美國工人運動和勞資關係。從此以後，罷工不再是美國工人和企業主對話的惟一手段，甚至不再是主要的手段。勞資對話開始從罷工示威現場轉向談判桌，而政府，特別是聯邦勞動部，有時候甚至是總統，成為勞資談判桌上的對話媒介和協調人。

　　此刻，美國工人終於意識到，在美國這樣一個法治國家裡，工人最強有力的武器，其實就是手裡的那張選票。就是這張選票，迫使政治家不敢輕視工人的利益和呼聲，從而立法來保障工人的應有權益。美國工會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教育工人方面，教育他們理解工人的利益所在，鼓勵工人登記選舉，積極參與各級政府官員的選舉。

　　60年代民權運動中，聯邦政府通過了一系列法律，大幅度地偏向社會弱勢群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實現了美國工人百年來夢想和爭取的目標。1963年，聯邦立法規定男女同工同酬，禁止性別歧視。5年後，《反年齡歧視法案》通過，有效阻止雇主解雇和歧視40歲以上的工人。最重要的是1964年的《民權法》，由詹森總統在白宮簽字生效。詹森總統在簽字儀式上特地提到，這個歷史性的法案，如果沒有工人和工會的長期努力，是不可想像的。這個法案的歷史可以上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全美勞聯的主席說服羅斯福總統發佈行政命令，建立「聯邦公平就業委員會」。

　　在以後的年代裡，美國完善了一系列保障勞工利益的法律，如《最低工資法》。聯邦政府建立了公平就業機會辦公室，來負責監督和實施聯邦《公平就業法》。美國的工會也走上了和平鬥爭、談判妥協這樣尋求雙贏的道路，在發生勞資利益衝突的時候，各方都意識到必須和政府合作，在法律的制約下尋找出路。每年勞聯產聯的大會，總統出席講話，已經成為一個傳統。

　　這幾年，美國發生過幾次大罷工，比如聯合包裹公司UPS的罷工。這些罷工最終都是談判妥協的，這些罷工都沒有對經濟、對民眾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由於「二次抵制」是非法的，因此，過去以罷工作為惟一手段的工人，是處於弱勢的；今天，在立法的支援、工會組織的強大、政府的中立協調、利用法律保護等手段下，人們大多把今天的罷工看作一種要求的姿態，一種工人力量和訴求的象徵，人們都明白，真正重要的是在談判桌上進行的較量，談判和雙方的協調退讓，成為解決問題的主要方式。

　　100年前美國的緊繃著的勞資張力被緩解了，一個雙贏局面在雙方的努力下逐步建立。

　　六、如果你生而是一個工人

　　記得當我還是一個小學生的時候，我就聽說了這樣的說法：「勞工神聖！」勞工怎樣神聖呢？我卻沒有去細想。我的前半輩子，在很長的時間裡，不是農民，就是工人。當農民尚且不提，即使是當一個工人，拿著最低時一天7角人民幣，最高時一個月36元人民幣，我並沒有任何可以討價還價的餘地，也沒有選擇做哪一種工作的權利，因此那幾十年的日子裡，我從來也沒有再去想過，勞工是否神聖，勞工怎樣神聖。

　　到了美國以後，我還是工人，幹的是沒有什麼技術的粗體力活。在勞動節放假以前，我突然意識到，這不是我們以前的春天的勞動節，這是秋天。我問了跟我一起幹活的年輕的工友們，「知道五一國際勞動節（May Day）嗎？」

　　答案是，沒有一個人知道。這真是不可思議。我還清楚地記得，小學裡出紀念「紅五月」的黑板報，我曾寫了一首讚頌五一節的詩，那裡面就有一句，「芝加哥工人大罷工」。現在來到了這五一節的發源地，人家居然一臉茫然，一絲一毫都不知道。

　　我又問，「會唱《國際歌》嗎？」答案是：沒有一個人聽說過！

　　以後，我逢人便問，終於問到了一個知道五一節也會唱《國際歌》的女士，不過她是德國移民，來自馬克思的故鄉。

　　可是，在20世紀初，美國工人生活還很艱難的日子裡，很多大工業城市的工人是會唱《國際歌》的，那悲壯的戰鬥的歌聲曾經在工人的集會上響起過。

　　春天的勞動節和悲壯的《國際歌》在美國的淡出，說明了什麼呢？

　　我只想過，人生就是含辛茹苦，辛勤謀生是最天經地義的事情。可是，只有當我在這塊土地上身為一個工人，學著用我的美國工人朋友的思路看待生活的時候，我才理解，如果生而是一個工人，我們要的是什麼？勞工神聖，因為勞工和別人一樣，是平等的，既不低人一頭，也不高人一等。勞工不能讓人貶低，也不必受人讚美。勞工的利益在於，他們有權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那一份尊嚴和福利，不能少也不必多。他們還有權得到法律給予所有人的同樣的保護，勞工的權利第一條，就是他們有權組織起來成立真正代表他們自己利益的工會，當他們組織起來，能夠理直氣壯地利用法律保護自己利益的時候，他們才不再是可憐的弱者。

　　所以，在這初秋的日子裡，在勞動節，美國的勞工或出門度假、野餐，或休閒、聚會，這是他們的一個輕鬆的日子。春天的勞動節和悲壯的國際歌聲就這樣被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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