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來一路讀(52)_林達

五二

　　三、艱難的起步

　　美國工人為改善自己的生存處境，他們選擇的「解放之路」，其核心就是組織起來成立工會，並且以法律手段保護自己的利益。

　　早在北美殖民開發時期，有技藝的勞工就在各殖民地起著重要的作用。隨著「五月花號」來到普利茅茨的清教徒中，就有工匠。在詹姆斯河口定居的佛吉尼亞殖民地，也曾要求英國多派出工匠。早期殖民地城鎮裡的鐵匠鋪，常常就是鎮民們議事集會的地方。美國的勞工從一開始，就有地方事務的主人的意識。《獨立宣言》中宣佈的原則，每個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理所當然地包括所有的勞工。

　　早期北美的勞工又有從歐洲帶來的按照行業組織工會的傳統，比如木工工會、石工工會、印刷工人工會。在工業革命的過程中，各地工人組織過很多小規模的工會。

　　到1881年，美加產業和勞動工會聯合會建立的時候，埃迪生發明電燈剛2年，第一次電話試驗剛5年，社會生產和資訊傳播的技術條件遠非今日可比。可是，在英國工會運動的影響下，美國勞工踏上了全國性組織的道路。1886年，美國勞聯誕生，彼得·麥克伽爾擔任書記。勞聯號召工人爭取8小時工作制，而且特別注意到，要發動女工參與工會運動。

　　有30萬會員的勞聯發動過幾次罷工，有時失敗，有些則成功地爭取到了8小時工作的條件。勞聯發動的這些罷工都是和平鬥爭。儘管在那個時代，多數企業主還沒有意識到，有必要和工會談判，有必要作出讓步，工會的每一次成就都來之不易，但是工人的自我意識卻在一步一步的覺醒。

　　非常難得的是，在一個矛盾衝突緊張的年代，卻在對立的雙方中都有人意識到，激化矛盾並不是惟一的出路，人們必須有理智和智慧地處理自己遇到的問題。

　　1893年6月26日，伊利諾州州長宣佈赦免剩下的3名草集廣場事件被告。他說，這3個人被赦免，不是因為他們已經受夠了罪，而是因為他相信他們是無辜的，而那已經被處死的人，是歇斯底里和司法不公的犧牲品。

　　而勞聯主席貢佩斯（Gompers）也曾經清醒地說，「那個炸彈不僅炸死了員警，也炸死了我們後來幾年的爭取8小時工作制運動。」他把草集廣場個別人對員警的暴力事件，並不看作是「革命的正確途徑」，而是剛起來的工會運動受到的第一次沉重打擊。

　　在美國工會運動早期，人們就逐漸意識到，在勞資衝突中，政府的干預、立法和司法給各方留下的活動空間，對衝突的結果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爭取妥協，爭取雙贏，不僅是可能的，也是惟一對所有的人都有利的結果。一方全贏，一方全輸，長遠來看，沒有勝利者。

　　但是，走出一個雙贏結果，還是需要雙方的反思，首先是有這樣的「思維方式」產生。這條道路依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草集廣場以後的20來年裡，工會和企業主有過幾次罷工對抗。工人們生活艱辛，自顧不暇，工會勢單力薄，而企業主一方不僅有強大的財力，而且往往得到政府的支持，運用法律來限制和擊敗工會。1892年的鋼鐵工人大罷工，1894年的鐵路工會大罷工，最終都在政府的武力干預下失敗。在鐵路工人大罷工時，克裡夫蘭總統甚至派出了聯邦國民警衛隊，儘管伊利諾的州長說根本沒有這個必要。

　　因此，在這個時候，強勢一方緩解矛盾的「雙贏思維」的產生，顯得尤為重要。

　　1902年，賓夕法尼亞的10萬煤礦工人從5月12日起罷工，使煤礦關閉了一整個夏天。工人們拒絕調解，形成僵局。希歐多爾·羅斯福總統從10月初開始干預，他指派了一個調解委員會，作為中間者和雙方展開談判。5天以後，礦工們開始上班。5個月以後，總統調解委員會做到了所有工人提高工資10%，並縮短了工作時間。這一結果雖然沒有達到工會在罷工開始時的要求，卻使這次罷工成為和平而有成就的罷工。

　　四、丹伯里制帽工人案

　　美國人在發生利益衝突的時候，通過司法途徑尋求解決的傳統，也在一個看上去非常容易失控的工人「民眾運動」中，注入了理性的規範。第一個走上法庭的著名罷工案件，是「丹伯里（Danbury）制帽工人案」。

　　1902年，康狄涅格州丹伯里的一家公司提出民事訴訟，告工人妨礙貿易，違反了反壟斷法律，因為美國勞聯的制帽工人工會組織工人抵制這家公司，原因是這家公司不許工人組織工會。

　　這個案子用了幾年時間在聯邦法院裡一級一級上訴。1908年，聯邦最高法院以5比4作出了對工人不利的裁決。這個裁決的意思是，工人可以作為勞動者或消費者對某公司實行「直接抵制」，比如不買這個公司的產品，或者罷工，或不為這個公司雇傭，這種直接抵制是完全合法的。但是，工人不可以強迫其他的公司不買這個公司的產品，或者強迫別人不和這個公司合作（例如罷工期間不准其他人上班），這樣的「二次抵制」是非法的。

　　也就是說，你自己可以抵制，但是不能強迫別人和你一樣去抵制。法庭對丹伯里的184名制帽工人作出25萬美元的罰款處罰。在最高法院裁決以後，全美勞聯發起募捐，為184名制帽工人償付罰款，以免他們的房子財產被沒收。

　　這個裁決發出了兩個資訊，第一，司法訴訟有可能成為解決勞資衝突的途徑，工會一方和雇主一方都有可能利用這樣的途徑，也都有必要知道什麼是合法的，什麼是非法的。第二，工會對公司的抵制，只能在「直接抵制」的範圍內進行。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Act）明確規定二次抵制非法，從此以後，類似的二次抵制在美國工會運動中就消失了。不過，最高法院在同一案中也裁定，根據憲法的言論自由條款，工會可以在商家門口樹立宣傳標語和宣傳員，告知民眾，他們要抵制的某公司的某產品是「不公平的」，號召民眾「不要購買」，這是合法的，但是不能說這些賣商品的商家也是「不公平」的，不能號召民眾不去購買這些商家的所有商品。後面這種做法就是「二次抵制」，就是非法的了。

　　在這裡，美國司法獨立和司法系統在建立「公正」信譽的努力，首先建立起了美國民眾的法律文化，這對事態發展走向良性迴圈起了極大作用。假如沒有這一條，法院無理偏袒政府或企業，工人不服就衝擊法院，那就真正是亂成一團，沒有解藥了。

　　1909年，2萬制衣廠工人，大多是女工，而且幾乎都是東歐新移民，在制衣女工工會的旗幟下，發動罷工，她們得到了廣泛的公眾支持，最終爭取到了每週52小時工作和增加工資的條件。1910年，5萬制衣工人在紐約罷工。他們請出了著名律師路易士·布蘭迪斯來談判。在他的努力下，這次罷工取得了重要的結果，不僅為工人爭取到了有利的報酬條件，而且開創了和平談判的範例。布蘭迪斯後來還擔任了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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