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筆記(97)_林達

九七

　　國王胡安·卡洛斯和西班牙軍人的關係和感情，非同一般。這一點，他和西班牙的其他領袖都不一樣。1948年，他的父親、流亡中的唐·胡安請求佛朗哥，允許他把十歲的王子胡安·卡洛斯送回西班牙，就是要讓王子接受一個西班牙國王應有的教育。根據國王和有關人士的回憶，佛朗哥負責對王子的教育，相當盡職。他接受的教育，可以比肩任何一個歐洲王室之後。王子接受完整的傳統的學校教育，進入陸海空三軍軍官學校，接受一個士官生的訓練。從軍校畢業後，按規矩在軍隊服役。國王此後表現出來的素質、思維方式、思想傾向，都和他接受了完整的歐洲教育有關。

　　西班牙國王必須是一個合格的軍人，這不僅是戰爭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制度文化的要求，他應該是軍人們眼睛裡的合格領袖。國王和軍人們有著非常好的關係，他瞭解現代西班牙軍人，有能力賞識軍人的忠貞、堅毅和勇氣。他也理解軍人的苦衷，瞭解他們的困難。西班牙軍官在那些年裡新陳代謝，有了很多變化。國王在士官學校裡的很多同學好友，現在已經成了高階將軍。國王雖然謹言慎行，但他始終知道以前軍內同僚的想法，在軍內也有一些鐵杆好友。

　　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對米蘭斯將軍未經他的同意就在公開聲明中打出國王名號，非常生氣。這顯然是最危險的，軍人們是在跟從國王，如果有人偽造國王意向，慫恿更多軍人參與政變，國王就會很被動。時間拖得越長，就會有更多人倒向那一邊。國王在王宮裡，立即開始向全國各軍區司令、各兵種指揮官打電話，詢問他們的立場。

　　他所得到的回答完全一致：陛下，我將完全服從您的命令，不論您認為有必要做些什麼。

　　這是將軍們的標準答案，其含義卻必須放到當時當地的具體場景中才能理解。國王胡安·卡洛斯很清楚，這一答覆的意思就是，如果國王站在政變軍人一邊，我們就跟著國王，改變這個國家，讓它走上正途；如果國王反對這場政變，那麼我們沒有別的辦法，也只好反對。

　　這次政變，多少是因為國王前管家阿爾馬達將軍對米蘭斯將軍的誤導。國王明白，當務之急，是讓全國民眾和軍人瞭解國王的態度。

　　不過三小時，國王開始下令。夜裡九點多鐘，他命令手下人通知電視臺，派出一個轉播小組前來王宮。電視臺的人說，台裡現在到處是軍人，連他自己都沒有行動自由，更別說派出轉播小組了。於是，國王命令，讓佔領電視臺的軍官接電話。好不容易，那頭找到了領頭的軍官。王宮這頭把話筒遞給國王。國王問，誰在接電話？那邊不明底細，只好照實報告軍銜和姓名。接著，他聽到話筒裡傳來這樣的聲音：我是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

　　電話裡一片寂靜，軍官就像麻木了一樣。接下來，他好不容易掙扎著，說出了一個西班牙軍人的標準回答：國王陛下，聽從您的命令！

　　國王隨後命令他，護送一隊攝影小組，立即趕赴王宮。

　　這隊轉播人員在著名電視主持人畢加托斯特（Jesus Picatoste）帶領下，好不容易通過森嚴崗哨，進入王宮。一番安排後，國王面對攝像機，發表了他著名的講話。然後，錄影一式兩份，由兩組人走不同的路徑，送往電視臺，因為他們完全不知道外面到底亂成什麼樣。

　　午夜過後，一點多鐘，國王的講話錄影突然出現在全國電視螢幕上。以一貫的尊嚴，他要求全體國民保持冷靜。國王明確表態，他不能容忍任何企圖打斷人民在憲法中達成的民主進程的行為。

　　國王打電話給米蘭斯將軍說，他反對政變，他也絕不會離開西班牙去流亡，政變軍人想要成功，除非先開槍打死國王。然後，他把這個電話再用書面電傳，傳給米蘭斯將軍。

　　淩晨四點，米蘭斯將軍下令坦克開回兵營，解除戒嚴。第二天，特赫羅上校投降，米蘭斯將軍和阿爾馬達將軍隨後被捕，議員們平安回家。共產黨總書記卡利約後來面謝國王，說出了議會大樓裡所有人想說的話：「陛下，是您救了我們的命。」

　　頭腦極為清楚的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並沒有歡慶勝利。

　　當天晚上，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約見各大政黨領袖，包括蘇亞雷茲、社會黨領袖岡薩雷斯、共產黨總書記卡利約、右翼政黨人民聯盟領袖佛拉加，向他們指出，政變雖失敗，卻並沒有解決西班牙民主政府的困難。國王本人被迫冒著自己聲譽和人身安全的風險，來親自化解軍事政變，這一事實說明，西班牙各政黨，沒有充分瞭解軍人在改革過程中的情緒。雖然參與軍事政變的人錯誤地估算了他們能夠得到的支持，但是軍人們對西班牙未來的希望，他們對國家現狀的失望，不應該再被忽視。他對這些政黨領袖說，對這些企圖顛覆的軍人，你們各政黨如果表現出公開的強硬的反彈，將是非常不明智的，如果把這一事件擴大到對整個軍界的負面看法，更是非常有害的。他要求各政黨回去檢討自己在這一事件中的問題，考慮怎樣爭取更高水準的全國團結。國王甚至警告政黨領袖們說，他本不應干預政事，如果再發生這樣的情況，國王不會再這樣做了。

　　這一軍人干政事件就這樣無疾而終，史稱為「2·23政變」。國王胡安·卡洛斯後來為參與政變的軍人辯護說，特赫羅上校等軍人，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開殺戒，沒有打算推翻西班牙的君主制。否則，他們不會不想到起事後第一要做的，是包圍王宮、切斷王宮的電話。如果他們這樣做了，國王將束手無策，事件的演變就可能完全不一樣。回顧這一政變，只有國王看到了這一點，指出這一點，並且堅持要把政變處理成「和解」。

　　幾天後，三百萬人在馬德里和其他大城市舉行「民主大遊行」，表達民眾對這幾年西班牙政治改革進程的支援，表達保衛民主體制的決心。民眾表達的資訊是，不管轉型過程中出現怎樣的不盡人意之處，轉型是在人民的意願下展開的，具有不可置疑的合法性。各黨派領袖，民主聯合會的蘇亞雷茲、社會黨的岡薩雷斯、共產黨的卡利約和人民聯盟的佛拉加，手挽手地走在馬德里遊行隊伍的最前列，表達了各黨派在政治改革大方向上的一致和團結。這一資訊非常強烈，卡利約的話說出了普遍的感受：「上帝拯救了西班牙」。

　　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的話，直中要害。蘇亞雷茲一開始就認識到，必須讓所有人都參與到政治改革進程中來，不應讓任何人離異於外。他考慮的主要是政治黨派。而西班牙舊體制下的軍隊，被看成在政治改革中沒有角色的力量，至多是一種需要安撫的潛在威脅。而事實上，根據西班牙的軍人傳統，註定了他們不是「非政治」的軍人。西班牙軍人關心政治，有特殊的責任感和榮譽感。這種傳統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消失。所以，把軍人排斥在政治改革以外，是前幾年各政黨都犯下的疏忽。

　　正規軍人是佛朗哥一類威權統治的最強大保障，也會成為轉型最困難的一關。1981年的西班牙，轉型在政治體制上已經達成，但西班牙軍隊的中立化卻還沒有完成。在西班牙悠久的軍人干政傳統之下，軍隊的變化會是一個漫長過程。在完成這個過程之前，必須讓軍人們相信，面前的這個文官制度是有效的。如果他們認為，面前的這個文官體制無效，管不了國家，軍人就會尋找自己站出來有所作為的理由。其實，文官政府必須有效，也是民眾對政府的一個基本要求。否則，總歸是危險的。這就是內戰時期和「2·23政變」的軍人，都認為自己是真正愛國者的原因。

　　當我們來這裡旅行的時候，發現今天的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如明星一般，是民眾熱切關心追蹤的對象。他的大新聞、小故事，被西班牙人熱情地流傳在大街小巷。在馬德里，我們去過王宮，自然，那不是今天西班牙國王真正生活的地方。可是，我們讀到國王的傳記作家在書中說，他十七歲的兒子第一次和國王見面，國王看上去很輕鬆愉快地和他聊完之後，這年輕人憑著自己的直覺，在門外問父親，國王看上去為什麼這麼憂鬱？

　　那個和國王一家是世交的作家說，憂鬱是國王一生的基調。

　　西班牙軍隊轉化的過程無聲無形，卻和國王在軍中的影響力分不開，這也和佛朗哥多年的安排分不開。國王從十歲開始，就在佛朗哥的親自照管下長大。他從小就知道，自己和普通人不一樣，他生來就有無可逃避的責任，他必須通過自己的地位，恢復西班牙的君主制。1969年7月22日，佛朗哥正式宣佈胡安·卡洛斯為未來的西班牙國王。之後，胡安·卡洛斯曾經公開表示，他加冕之後，西班牙將是一個君主立憲的民主國家。佛朗哥有權把他立為國王，也就有權在他有生之年廢黜他。在佛朗哥的最後幾年，他身邊的人極力慫恿佛朗哥改變王儲。但是佛朗哥最終還是沒有改變主意。

　　國王和佛朗哥之間，有著外人不瞭解也難以揣摩的關係。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從來不說佛朗哥的壞話，反而經常提起佛朗哥的臨終囑咐：「作為國王，陛下，您的任務就是保持西班牙的團結。」在西班牙政治改革進程中，國王認識到，他的任務，也只有他能夠做得到的，就是幫助西班牙軍隊跟上民主改革的進程。西班牙軍隊不應該是以往那種自在的、獨立於民眾和社會之外的令人害怕的力量，軍隊應該回到人民手裡。國王一直在幫助軍隊自我更新。

　　西班牙軍人和民主改革派之間歷史性的敵對態度，通過這一事件在國王的親自參與下得到化解。在政變流產兩天之後，國會通過了國王提名的臨時首相。臨時首相向國王保證，以後將定期會見軍隊的主要將軍，向他們通報國家的狀況和政策。這種做法在美國這樣軍隊國家化的國家聽起來有點奇怪，在西班牙卻很自然，恰恰是政府和軍隊關係開始走上正常化的表現。西班牙民主制度的最後一個危險，終於過去了。

　　1982年10月28日，西班牙又一次大選，被史家認為是西班牙轉型的最終完成。其標誌是，通過大選，得票最多的第一大黨從中間偏右的民主聯合會，變成中間偏左的社會黨，執政權力順利地完成了向反對黨的和平轉移。社會黨的年輕領袖岡薩雷斯出任首相。

　　1986年，西班牙正式加入歐洲共同體，也就是今天的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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