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筆記(81)_林達

八一

　　1975年，政府中的右翼強硬派在巴斯克大肆鎮壓，人心惶惶。而極端分子的恐怖謀殺案也急劇上升。秋天，西班牙政府通過了一個反恐怖法，根據這個法律，陸續判決了十一個巴斯克人死刑，等待處決。他們的罪名是涉案謀殺，也就是涉案參與恐怖活動。我們查了這個時期的各種資料，發現無論是當時或事後，論及這個案子時，幾乎沒有人關心這十一個人的謀殺罪案情，而是一致譴責這樣的判決。

　　其根本原因，就是西班牙的司法制度在它的政治制度的影響下，和現代司法嚴重脫節，實在無法取信於民，也無法取信於國際社會，西班牙的司法還是封建社會的衙門。

　　這次的十一個死刑，基本上是所謂軍事法庭判出來的。這十一個人裡，有兩個是懷孕婦女。既然沒有獨立司法，當然是政府操縱一切，被告沒有應有的權利，法庭嚴重存在根據政府需要殺雞儆猴的傾向。這樣的審判和判決，在現代國際社會看來，簡直是草菅人命。而在西班牙政府一方，又認為只要是「符合國家利益」，當然是政府說了算；對這樣的犯罪分子還要談什麼被告權利，所謂審判本來就是一個形式。

　　於是，這一死刑案件引起國際社會極大關切。在外界壓力下，1975年9月26日，佛朗哥親自主持了一個內閣會議，討論是不是要推遲執行死刑。同時，歐洲議會發表決議，呼籲西班牙政府寬恕這十一個人。第二天，兩名懷孕婦女和四個男子免除了死刑，但是另外五個人的死刑，仍然在國際社會的一片抗議聲中被執行。教皇的嚴厲譴責使得西班牙和梵蒂岡的關係又一次落入谷底。十幾個國家撤回了他們派駐西班牙的大使，墨西哥提議把西班牙逐出聯合國，歐洲委員會提出要中止和西班牙的貿易來往。

　　對佛朗哥政權來說，他們也肯定覺得很氣憤。在佛朗哥們眼中，國際社會的干預本來就是干涉內政。現在你們施加壓力，我已經讓步了，國際社會還不依不饒，難道要我把恐怖分子全部放掉，巴斯克分離成功你們才甘心，這不是存心要亡我西班牙嗎？他們只是不能理解，這等政府操縱司法，說殺就殺說放就放的狀態，在其他國家眼中，簡直是中世紀司法。這才是分歧所在。這是現代社會和中世紀體制的分歧。

　　因此，在佛朗哥的最後歲月，所有的人都看到，西班牙的政治制度嚴重滯後，已經到了徹底轉變的關鍵轉捩點。可是，只要佛朗哥還在，就是轉不過去。

　　同時，巴斯克激進分子的行為，也在刺激佛朗哥們抱定唯有自己正確、一步也不能往後退的宗旨。新一輪的惡性循環開始了。四天后，10月1日，佛朗哥親自在東方廣場向民眾發表講話，堅稱絕不改變。同一天，四個員警被一個新的恐怖活動組織槍殺。暴力活動，引發了右翼群眾的反彈，出現了右翼群眾的恐怖暴力活動。這種往群眾層面蔓延的對抗，讓人聯想起四十年前第二共和初期的狀況，非常令人擔心。

　　據說，正是這次公開演講，使佛朗哥受了涼。三個星期後，10月21日，西班牙政府宣佈，領袖佛朗哥心臟病突發，健康狀況迅速惡化。這一消息實際上卻讓所有人都暗暗松了一口氣。在以後一個月的時間裡，西班牙政府持續向外界公佈佛朗哥的健康狀況。人們在等待。在此期間，馬德里股市指數明顯上升。1975年11月20日，西班牙政府宣佈領袖佛朗哥逝世。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地區，香檳酒立即銷售一空。

　　三十九年前的同一天，1936年11月20日，長槍党創始人何塞·安東尼奧被共和國處決。他們在相隔整整三十九年的同一天死去。佛朗哥也被安葬在殉難穀的教堂。如今，他們在教堂的大廳兩端相對長眠。他們所代表的一個西班牙時代，終於走過去了。

　　除了智利獨裁者皮諾切克，幾乎沒有什麼國際要人出席佛朗哥的葬禮。幾天後，西班牙舉行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典禮，英國女王的丈夫愛丁堡大公、美國副總統、聯邦德國的總統，都前往出席。所有的人都清楚，現代歐洲君主制是虛位君主，他只是國家的一個象徵。具體操作應在國會和首相手裡。西班牙也一樣。可是在這個時刻，佛朗哥死去，他的原班人馬絲毫不動，只有國王是一個新人。國際社會顯然是寄希望于新國王能夠推進西班牙轉折。在加冕典禮上，紅衣主教在彌撒上呼籲，要求胡安·卡洛斯一世成為「所有西班牙人的國王」。

　　西班牙又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可是，巨大的張力和衝突仍在，一點不輕鬆。

　　新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當然知道，在這個特殊時刻，自己有怎樣的分量。戴上王冠這一刻，他還不到四十歲。在原來的統治集團裡，他沒有深厚脈絡，極端君主派甚至認為他沒有加冕資格，他的父親唐·胡安還活著，王位本應屬於他的父親。同時，處於地下狀態的左派政治力量，則喊出了口號：「不要專制國王！不要佛朗哥的國王！」呼籲全面大赦，釋放政治犯。左派社會黨人在大城市發動了要求大赦的民眾集會。左右對立，新國王頭上的王冠，能不能戴住，還是個問題。

　　幸運的是，新國王的父親，流亡在葡萄牙的唐·胡安公開宣佈，不反對兒子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西班牙國王。這等於宣佈，他本人放棄古老的王位繼承傳統下應得的王位。這樣，來自君主派一方的壓力，隨之消失。

　　西班牙雖說只有一個「運動」，但其中也有派系。實力最強的是原來長槍黨的一撥。除了軍隊、員警和民衛隊，還有十萬長槍黨人是可以攜帶槍支的。他們對佛朗哥主義忠心耿耿。國家權力的所有制度性工具，都在右翼手裡，首相是佛朗哥一手挑選的納瓦羅。而新國王的一舉一動，都會引起注意和反彈。

　　一個虛位君主，必須表現出恪守本分。可是，他又站在一個重要的歷史關口。他似乎負有特殊的歷史使命。國王也在實踐中學習。為了鞏固自己和軍方的關係，新國王曾在沒有知會首相的情況下，會見了幾位軍界人士，立即引起首相納瓦羅的憤怒，宣稱辭職。新國王只能屈尊請求首相收回辭呈。

　　佛朗哥死後的最初日子裡，西班牙表現出對佛朗哥主義的繼承和持續。首相納瓦羅在1976年2月11日，也就是所謂「2·12精神」兩周年時講話：「我將把佛朗哥事業繼續下去。只要我還在，只要我的政治生命不停止，我就是佛朗哥事業的執行者。」在他的辦公室裡，掛著一幅巨大的佛朗哥像，而只有一幅很小的國王像。

　　在野反對派的反應，就是試圖促進「民主突變」。反對黨仍在地下，卻組織了越來越廣泛的示威和罷工。1973年，西班牙發生罷工九百三十一起，1974年二千二百九十起，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是三千一百五十六起，而1976年，竟高達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一起罷工。因罷工而導致的人工損失，一年擴大了十倍。從1975年的一千四百萬個工時，到1976年的一億五千萬個工時。佛朗哥死後半年，反對黨不可能在這樣的時機靜觀待變，他們當然打算和舊政權攤牌。儘管幾乎所有西班牙人都希望和平的漸進改革，但是又有高達百分之八十的人相信，舊執政者的傲慢和固執，使得任何改革都變得不可能。再次回到佛朗哥西班牙的老路上，這是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

　　1976年6月，八個月過去了，國王漸漸有了自己的定力。首相納瓦羅行走在按佛朗哥方針辦的路上，也感覺難以為繼，他提出了辭職。國王開始尋求納瓦羅的繼任者。

　　新首相的人選，並不是國王一個人能做主的。舊體制尚在，能夠進入這一高位的人，只能是原體制內的人。人選之一是佛拉加。佛拉加是佛朗哥舊部中被保守派視為最可靠的人，卻又是很早就有改革意願的人。他見多識廣，有國際頭腦，1966年一手促成新聞法，改善了西班牙形象。1973年，他從內務部長職位上被任命為駐美大使。佛朗哥死後他立即回國，就是等著被任命為新首相。

　　國王在謹慎等待，耐心地讓國會醞釀新首相名單。名單從一份長長的單子，漸漸縮為只有短短的幾個人，請國王從中選擇。名單末尾，是一個大家都認為是陪襯的年輕人蘇亞雷茲（Adolfo Suar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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