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筆記(79)_林達

七九

　　布蘭科當政的後佛朗哥時期，是一個強權開始明顯變化的時刻。幾乎是規律，這也是最危險的時刻。由於長久對異議的壓制，現在只要出現鬆動的出口，就怕會引出井噴一樣的反應。體制外沒有合法的政黨，也就沒有體制內外對話的溝通管道。最怕的是內外激進派的相互刺激，形成惡性循環。最佳的途徑當然是內外溫和派的合作。可是，這樣的合作如果沒有制度性管道，就全靠雙方的悟性，靠雙方在幾近不交流的狀態下配合，這是何等困難而危險的事情。

　　反對派展示自己力量的方式就是罷工。在罷工長期被禁止的西班牙，1974年罷工總工時達兩千萬小時，社會衝突高達兩萬起。布蘭科認為這是對政權的公然對抗，下意識地把罷工看作一種顛覆政府的企圖，反應自然就是鎮壓和收緊控制。可是，據歷史學家的分析，當時的罷工，政治性的並不在多數，基本上還是合理的社會要求，因為過度的經濟增長在影響工資和生活水準。

　　這樣，就出現了一松就對抗、一對抗就鎮壓收緊，形成一松一緊的迴圈。體制外改革的表達，反而刺激了體制內的激進派，體制內改革派鬆動的願望反而受阻，容易形成一個死結。

　　在佛朗哥正式委任布蘭科之前，西班牙的文化和思想已經有了驚人的開放。烏納穆諾得到紀念，內戰中被長槍党殺死的詩人洛爾加，也在他的周年中受到隆重紀念。畫過《格爾尼卡》的畢卡索，已經把自己的主要作品捐贈給了後佛朗哥時代的西班牙，他在西班牙也受到英雄式的紀念。

　　1972年，馬德里的報紙經常在提到「西班牙政治的春天」。那年夏天，根據1966年組織法，西班牙社會各界倡議建立「政治聯合會」，倡議者包含了社會各個層面，其中包括佛朗哥的外孫。可是，尋求獨立的激進組織，有他們自己的訴求和行為模式。

　　1973年6月，佛朗哥正式宣佈由布蘭科擔任總統。

　　布蘭科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每個周日都準時經由同一條路線去教堂。「埃塔」組織就在街道旁租了一個公寓，告訴房東他們是雕塑藝術家。雕塑家每天在裡面叮噹作響地敲打，誰也沒有起疑。就這樣，他們鑿出一條通往街中心的地下隧道，在裡面填滿了炸藥。布蘭科任總統半年之後，一個周日早晨，布蘭科的車隊經過此地前往教堂，「埃塔」在隧道裡安放的炸藥，把布蘭科的汽車炸得飛到了鄰近大樓的屋頂上。兇手安然逃脫，逃往葡萄牙。當天，政府原定審判十個工人委員會的成員非法結社罪，爆炸發生在法庭審判開始之前十分鐘。

　　布蘭科是佛朗哥親手選定的接班人。很多人認為，和其他人相比，布蘭科會更堅定地延續佛朗哥的統治方式。他們因此認為，布蘭科被暗殺，客觀上可能縮短了佛朗哥死後西班牙的轉型時間。而巴斯克獨立運動的激進組織「埃塔」，從此暗殺不斷，成為西班牙最著名的恐怖組織，直至今天。

　　布蘭科被暗殺之後，佛朗哥在布蘭科的內閣裡選了納瓦羅（Carlos Arias Navarro）接替。

　　納瓦羅在人們的印象中是個鐵腕人物。內戰期間，他駐在西班牙南部海港城市馬拉加，有「馬拉加屠夫」之稱。在布蘭科當政時期，他是管鎮壓的內務部長。可是，非常意外的是，納瓦羅其實也在尋求改革的路徑。

　　然而，此刻的西班牙危機重重。

　　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政治上相對隔閡於外部世界，經濟上卻已經融入世界經濟。1973年中東石油危機引發世界經濟蕭條，也一樣影響西班牙。經濟危機的影響使西班牙物價上漲，失業增加，工人生活水準下降。經歷經濟起飛「大起」之後的「大落」，特別難以忍受。蕭條為罷工火上澆油，也為巴斯克民族主義運動添薪加火。面對這種局面，任何改良措施都可能招致保守派首領們的反彈。納瓦羅只能艱難地在體制內外的改革呼聲和保守派之間走鋼絲。再說，佛朗哥雖然退居二線，最終決定權還在他手裡。

　　納瓦羅上臺不久，1974年2月12日，他發表公開講話，推出一個謹慎的體制改革計畫，叫做「開放」（apertura）。這就是著名的「2·12精神」。在這個講話中，納瓦羅提議，在現行秩序下，擴大政治參與的範圍，讓原來排斥在體制外的反對派，有可能被吸納參與政治。他說，全民對政府的支持，要用參與的形式來表達，要讓所有的民眾在體制內都有所代表，有所參與，「反映我們社會真正多數」的意願。顯然，這是針對日益激烈的政治衝突所提出來的。

　　納瓦羅的改革設想看上去相當大膽，包括市長和地方官員由選舉產生，而不是政府任命。在議會中，選舉產生的議員比例，從百分之十七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五。「運動」框架內的垂直工會可以有更大的談判權力。允許自由結社，但是不允許組織政黨。納瓦羅在盛讚佛朗哥以表示忠誠之後，出人意料地說，政治改革的重擔，不能都放在領袖一人的肩膀上了。

　　可是，納瓦羅改革仍然受到佛朗哥的約束，他並不可以全部做主。從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來。西班牙的旅遊靠的是地中海的海灘魅力，旅遊廣告必然是海灘的情景。保守派老人們拿著旅遊廣告去向佛朗哥告狀，把旅遊廣告和美國的《花花公子》雜誌對比，說有過之而無不及。《花花公子》之類雜誌是佛朗哥堅決要在西班牙禁止的，於是就下令各方面收緊。這種松松緊緊、左右搖擺，總是讓外界吃不准，下一步會走哪個方向。時間一長，左右兩翼都感到失望。納瓦羅夾在中間，可謂兩邊都不討好。這些還不是大問題，關鍵是要求獨立的激進組織的暴力、體制內極端保守派的鎮壓，他們之間的相互刺激，一點沒有改變，仍然棘手。

　　納瓦羅2月12日講話過後才幾天，巴斯克首府畢爾巴鄂的天主教主教發表講話，支援巴斯克地區的民族文化自治。西班牙當局對文化自治依然緊張，因為後面很可能跟著的就是獨立。總統納瓦羅把主教軟禁起來，要把他驅逐出去，而主教表示拒絕出境，並且宣稱說他只聽梵蒂岡教皇的命令。梵蒂岡教皇保羅六世，本來就討厭佛朗哥獨裁統治的冷酷和固執，表示支持畢爾巴鄂主教。這事在西班牙內外都引起了很大反響，弄得西班牙政府非常難堪。

　　來自海外的批評，刺激了佛朗哥體制內的保守派更不願意退讓。他們的思路是，任何退讓都會被看成軟弱，對方就一定會得寸進尺。他們習慣於對抗，這輩子就是打出來的。遇到危機，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不能示弱，不能表現出自己可能不得不妥協。

　　西班牙政府的表現是激烈搖擺的，顯示了政府內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意見相左。就在納瓦羅2月12日講話的同時，1974年的頭兩個月，西班牙就逮捕了一百五十個政治犯，罪名是非法結社。3月2日，西班牙不顧國際社會抗議，不顧教皇的通融、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反對和幾個國家首腦的說情，處決了一個巴斯克地區的無政府主義者。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反應是發表決議譴責佛朗哥政權，批評西班牙政府違反基本人權，不尊重少數民族爭取民主自由的權利，表示反對西班牙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

　　這種國際反應，再加上鄰國葡萄牙發生的民主轉變，使得保守派首領們更加緊張，對納瓦羅施加壓力，要求強硬。1974年，西班牙全年逮捕的政治犯高達五百人。納瓦羅向國會提出的政治結社改革方案，沒有帶來任何實質性的變化。一切民間結社仍然必須在「運動」的框架內，受「運動」控制。1974年12月的結社法，要求所有結社必須支持「運動」的基本原則，「運動」有權否決任何結社的要求。結果，只有八個團體試圖登記結社，其中只有一個符合「運動」標準。對改革進程非常重要的結社，被卡住了。

　　可是，必須看到，納瓦羅的「2·12精神」儘管沒有在制度上引發實質性的變革，卻提高了民眾對政治變革的期望，激發了精英階層對改革進程的思考和討論。為西班牙此後的改革準備了重要的觀念上的條件。

　　國際上的反應卻鼓舞了各色政治反對派。西班牙王位的合法繼承人唐·胡安和他的追隨者們，批評的主要是佛朗哥在西班牙王位繼承上的干預。對唐·胡安來說，他的繼承權無端被佛朗哥剝奪，雖然現在的繼承人是他的兒子，可是他顯然很不滿意。他們得到自由派保王人士的支持，還得到基督教民主主義者的支持。

　　最堅決的政治反對黨仍是西班牙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本身經歷了觀念上的改變，他們期望的改變是「民主突破」（Ruptura Democratica）。西班牙共產黨雖然仍然處於地下，主要領導都在海外流亡，但是從未停止活動。

　　佛朗哥年事已高，他在晚年的最後時刻，更依賴幾十年來追隨于他的保守派，特別是軍內將領。這是再正常不過的情況。他來日無多，何苦在最後的日子裡冒風險？能拖則拖了。佛朗哥日見衰老，但是每當改革和保守出現僵局的時候，保守派總是得到佛朗哥的支持，改革就總是舉步不前。民主改革必然要觸及他的統治，必然要改變他從內戰以後的一貫權力方式。在佛朗哥直接或間接執掌權力的將近四十年中，西班牙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經濟上回到了世界經濟體系，社會文化的自由度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可以說，民主進程在佛朗哥時期已經開始，已經為未來必然的變化做了準備。可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佛朗哥活著一天，他就不會容許邁出最後的一步去。

　　或許，佛朗哥根本沒有這樣的概念，把自己通過內戰得到的權力，再親自送出去；或許，佛朗哥手上沾染太多的血，他害怕失去權力之後的報復；或許，佛朗哥真的認為，只有他在掌舵，西班牙才不會翻船。可是，這並不僅是佛朗哥一個人的想法，幾乎所有的專制政府的建國元老都是這樣。所有的人都知道，西班牙民主改革啟動的最後一步，必定是不會跨出去的，除非佛朗哥咽下最後一口氣。

　　西班牙街頭開始流行這樣一句話：「沒有不死的人。」

　　這是老人政治最可悲的地方。佛朗哥的死訊傳出的那一刻，全西班牙都松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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