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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佛朗哥在1938年12月底開始進攻。共和國軍投入後備兵力,卻沒有還手之力。最後一個堅持要打下去的總理內格林,也終於絕望了。他試圖和佛朗哥談判,佛朗哥不依不饒,堅持只能接受無條件投降,而且表示一定會報復懲罰共和派。佛朗哥一方經常槍殺俘虜。儘管在西班牙參戰的英國人,是像奧威爾這樣的志願者,和英國政府沒有關係,可是出於人道原因,英國陸軍元帥還是出面和佛朗哥談判,曾經成功地以一百名義大利戰俘換回了一百名英國戰俘。可是,他能夠救出的只是一小部分。這位英國陸軍元帥在1938年11月寫道:佛朗哥「比紅軍更糟糕,我無法阻止他屠殺那些不幸的戰俘」。

  1938年12月31日,佛朗哥勝利在握。他在一次書面採訪中宣稱,共和派是「罪犯」,對他們不存在「赦免和解的可能」,那些「輕罪犯」將坐牢或進勞動營,其他人將被流放或處死。

  臨時首都巴賽隆納的保衛戰,只是共和派軍隊自行潰敗的記錄。巴賽隆納保衛戰,與戰爭初期的馬德里保衛戰,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整個城市充斥著隨軍人一起撤退的難民,面對敵人,已經沒有反抗的鬥志。

  1939年1月26日,巴賽隆納不戰而降。幾十萬共和國軍和難民開始了向法國的大逃亡。這是西班牙內戰史上共和派一方充滿痛苦和屈辱的一幕。佛朗哥軍隊進入巴賽隆納,在拉布拉斯大街起點的加泰羅尼亞廣場舉行感恩彌撒,因為巴賽隆納的教堂都已經毀壞了。

  我們也曾站在那個廣場上。加泰羅尼亞廣場大小適中,是巴賽隆納很迷人的城市廣場之一。今天,那裡每天都有賣鴿食的小販,也就永遠有大群的和平鴿在那裡飛翔,我們也買了一包,開心地向天空拋撒,看著藍天白鴿的迴旋,那真是令人心醉的和平景象。

  可是,在當時的巴賽隆納,戰事的停止,並不意味著和平即刻降臨,隨即就有上千名共和派人士被槍殺。

  2月6日,共和政府總統流亡法國,並且呼籲共和國軍隊投降。2月9日,佛朗哥軍隊控制全部加泰羅尼亞地區。同一天,總理內格林也流亡法國。

  直到此時,以馬德里為核心的西班牙中心地區仍然在共和派手裡,他們還有將近三十萬的兵力。總理內格林和外交部長在法國穩穩神,又一起飛回了西班牙的瓦倫西亞,在那裡和共和派的將軍們,還有一些共產黨人的軍官會合,「熱情之花」也在那裡。

  但是,共和派內部的低落士氣、困惑,都轉化成對內格林的指責和背叛。平民已經沒有鬥志,軍人一片失敗情緒。軍事上,武器彈藥殆盡,已經沒有希望。似乎整個世界都背棄了這些最後的鬥士。共產黨人不打算投降。內格林卻仍然指望佛朗哥能夠接受他提出的投降條件:不對共和派軍民施行報復。他背著共產黨人的求降沒有成功,自己卻被共產黨人指責為動搖的投降派。

  假如佛朗哥不是那麼偏執地一定要把西班牙的一切左派都清洗掉,假如佛朗哥能夠答應不報復,也許,戰爭在一年前就可以結束了。共和派在一年前就敗局已定。但是,面對佛朗哥的報復威脅,共和派也無路可走。打是死,降也是死,都是死路一條的話,也只能抵抗到最後一刻。

  2月27日,法國議會以323票比261票,承認佛朗哥政府;同月,英國也承認佛朗哥政權。歐洲的大多數國家,都已經承認佛朗哥,和原西班牙共和政府斷絕了外交關係。

  在這最後一刻,共和派有了最後一次內鬥。1939年2月底,求降失敗後,總理內格林要求大家抵抗到底,遭到軍官們的反對。這時候,只有共產黨人還願意打下去。內格林想把所有指揮權都交給共產黨人,但是晚了。中心地區軍隊總指揮卡薩多上校(Segismundo Casado)站出來,公開反對內格林和共產黨人。米亞哈將軍、一些社會黨人以及遭到共產黨鎮壓的無政府主義者,都站在卡薩多一邊。3月4日,他們組成一個臨時政府,宣佈推翻內格林。內格林再次飛離西班牙,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

  馬德里又陷入一片內鬥混亂,3月6日,根據卡薩多的命令,開始逮捕共產黨人。共和國崩潰在即,最後一次內鬥尤為殘酷。3月7日,卡薩多軍團中的共產黨人巴塞羅少校包圍了馬德里。共和派自己人激戰四天之後,卡薩多獲勝,巴塞羅和他手下的軍官都被槍斃。

  卡薩多企圖和佛朗哥談判,要求給出二十五天寬限期,讓願意流亡的人離開。由於一個技術上的原因,談判失敗。3月25日,卡薩多宣佈「共和派軍隊解散」。內戰中共和派一邊的頭面人物,包括「熱情之花」,包括後來接替她的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卡利約,都順利離開西班牙。卡薩多和他身邊的人乘坐英國軍艦,逃亡英國。「熱情之花」流亡蘇聯和東歐國家,她一直是那裡受歡迎的名人。她後來回到西班牙,活到1989年去世。卡利約一直活到2005年。那些追隨他們的人,那些士兵們,大多數來不及離開。等待著他們的,是佛朗哥的行刑隊。

  在這個時候,或許人們想起了後來接任內格林擔任共和國財政部長的佩里艾多。1936年8月10日,他在廣播中譴責所謂「兜風」殺人是在犯罪。可是,他的講話沒有起到任何遏制共和派暴行的作用。在得知那次十四個知名人士被槍殺之後,佩里艾多曾經再次在廣播中發表講話,開口第一句就直刺要害,刺中了每一個人:

  今天,我們已經輸掉了這場戰爭!

  說這句話的時候,西班牙內戰剛剛開始。後來,人們一次次想起這句話。一開始,人們或許會直觀地理解他是預言了戰爭結局。可是今天,這句話的意義,在從更深的地方走出來。1936年8月14日,佛朗哥的摩爾兵在巴達霍斯屠殺戰俘,人神共憤,全世界為此譴責他們是法西斯主義。共和派是在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打著「反法西斯」的旗號進行這場戰爭。假如共和派一樣濫殺無辜,持有一樣的行為邏輯,它腳下正義的立足點就消失了。一開始,它就已經從根基上垮了。

  直到今天,我們還是常常聽到這樣的邏輯,就是假如我們受到殘酷對待,那麼我們的殘酷報復就是合理的。其實,你不是在證明自己行為的合理性,而是在證明對方行為的合理性。你把自己變得和邪惡一樣!你在高喊著:換一換吧,其實只是邪惡互換,而不是以善替惡。任何對抗,真正的提升,是有勇氣和能力讓自己變得和對手不一樣。否則,就依然是落在對手給你預設的陷阱裡。

  1939年3月27日上午11點,佛朗哥佔領馬德里。4月1日,佛朗哥宣佈,西班牙內戰結束了。

  1939年,西班牙。

  這裡曾經是世界矚目的中心,來了各大國的許多志願者們、來了他們的軍人,有他們援助的飛機大炮在這裡轟鳴。突然,一切都消失了。大家扔下西班牙,還留下了滿目瘡痍、無數屍骨。沒有人確切知道,在1936年7月到1939年4月的內戰中,死了多少西班牙人。最流行的說法是,三年內戰死了一百萬人。比較嚴謹的歷史學家檢點證據,認為內戰至少死亡六十四萬人,不包括戰後遭佛朗哥政權報復而鎮壓的幾萬到十幾萬人。

  我不由想起西班牙「九八」一代著名學者、馬德里大學哲學教授奧爾特加·加塞特,他在1922年出版的《無脊樑的西班牙》中,有這樣一句話:

  今日之西班牙,與其說是一個國家,不如說是一個偉大的人民在歷史道路上飛奔過後,留下的滾滾灰塵。

  親身經歷過西班牙內戰的《紐約時報》記者馬修斯後來有一本回顧內戰的著作,叫《半個西班牙死了》。書名來自「九八」一代著名評論家拉臘(Mariano Jose de Larra)在第二共和前就為自己的國家寫下的墓志銘,而這墓志銘的撰寫者本人,自殺於1937年:

  這裡埋葬著半個西班牙,她死在另外那半個西班牙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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