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筆記(66)_林達

六六

　　1938年4月15日，佛朗哥軍隊佔領地中海海邊的漁村維那羅斯（Vinaroz），把共和派佔領區一分為二。一部分是以馬德里為核心的中心地區，另一部分是以巴賽隆納為首的東部地區。

　　共和派一邊人心渙散，失敗主義情緒開始蔓延。國防部長早就是一個失敗主義者，總理內格林不得不命令他辭職。總統阿薩尼亞也傾向於放棄抵抗。只有內格林還認為應該堅持抵抗到底。史達林似乎也想從西班牙內戰中抽身，他要西班牙共和政府中的共產黨人辭職。但是，在內格林組織的新內閣裡，物色了更多的共產黨人擔任重要職務。內格林本人並不親共，但是他沒有別的選擇，他只能依靠共產黨人來繼續這場戰爭。

　　我們是在離開西班牙的前一天，從畢爾巴鄂一路坐火車下來，在前往巴賽隆納的路途中，遇見埃波羅河的。在將近七十年前的1938年7月，這裡有過一場大戰。

　　1937年7月24日半夜，共和派的軍隊突然出乎意料地渡過埃波羅河，發動進攻。這次軍事行動，不是如往常那樣由俄國和第三國際軍事顧問制訂的計畫，而是少數仍然忠於共和派的西班牙將軍自己做的主。所謂「埃波羅軍」，有七萬之眾，由西班牙的指揮官摩迪斯托（Juan Modesto）指揮。他是共產黨員，原本是個伐木工人，也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受過訓，還在摩洛哥的外籍兵團裡當過兵。他有很高的軍事天賦。這次戰役，他有一個蘇聯軍事顧問，其餘指揮官都是西班牙的共產黨人。

　　可是，埃波羅河戰役完全重複了前幾個戰役的命運。共和派一方先進攻，形成相持，再由佛朗哥軍隊反攻，迫使共和派退回原地。渡過埃波羅河的大膽軍事行動一開始的成功，鼓舞了共和派的士氣，可是，佛朗哥一方總是可以迅速地替換新的部隊和裝備，發起新的進攻；而共和派軍隊缺乏增援和裝備補充，使得勝利難以為繼。

　　埃波羅河戰役也是內戰中最血腥的戰役之一。這也是國際縱隊參加的最後一次戰役。他們打得英勇頑強，也付出了最高的代價，參戰七千人，傷亡四分之三。

　　其實，從1938年春天開始，除了這次埃波羅河戰役以外，佛朗哥一方開始大規模戰略進攻，而共和派只有防守能力了。此時，佛朗哥手裡大約還有三十萬軍隊，從人數上說，比共和派一方的軍隊還少一點兒，但在軍事裝備和武器上的優勢明顯增強。交到蘇聯人手上的西班牙國庫的黃金，雖然遠沒有用完，可是，共和派一方沒有拿到他們需要的裝備。

　　蘇聯開始打自己的算盤。

　　內戰打到這個時候，一方面，國際形勢處於一種很危險的狀態，一般國家的政府，都不願意因為插手西班牙內戰而引發世界大戰。同時，內戰雙方的極端面目，也使得各國都不太願意介入並且很堅決地幫助某一方。這個時候，很多人都能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當時共和政府的總理內格林，就希望西班牙內戰能拖到大戰爆發。這樣，世界就被迫劃分為兩方。西班牙共和政府就可以成為世界大戰的一方，也就能獲得國際社會的大力支援了。

　　可是，國際形勢突然變得對共和派十分不利。「慕尼克協定」以後，英法以為綏靖政策有效，可以維持和平，更希望把西班牙衝突局限在國內戰爭，而避免變成歐洲範圍的衝突。史達林更是把同德意的和約放在自己利益的天平上，甚至在和納粹德國協商，今後如何一起瓜分波蘭。也就是說，西班牙內戰雙方的國際支持者，在背後悄悄地拉手。蘇聯開始減少和中止了對西班牙共和派的軍援，法國則關閉了邊境，使軍火更難運進西班牙。

　　儘管在埃波羅河戰役後期，佛朗哥依靠空中優勢發動反攻，還是用了四個月的時間才重新奪回幾天裡失去的土地。此時兩軍都已筋疲力盡。但是「慕尼克協定」使得形勢急轉直下。共和國軍失去了武器裝備的補充來源。西班牙國庫在共和政府手裡，佛朗哥手裡沒有錢，此時他為了得到德意的繼續軍援，答應將來德國從西班牙取得重要的軍用物資礦產，用這個承諾換得德意繼續軍援，從而發起最後的進攻。

　　此刻，國際縱隊宣佈撤離西班牙。有人說是史達林下的令，有人說是總理內格林的決定。不管怎麼說，只有這兩個人能夠下這個命令。1938年初秋，國際縱隊剩餘的人員陸續離開西班牙。西班牙共產黨著名的女革命家「熱情之花」發表了催人淚下的講話。她說：「你們可以驕傲地離開了，你們就是歷史，你們就是傳奇，你們是民主團結的英雄榜樣。我們不會忘記你們。當和平的橄欖樹重發萌芽，當西班牙共和國的勝利花朵開放的時候，請你們回來！請你們再回到我們這邊，在這裡，你們沒有國家的人可以找到國家，失去朋友的人可以找到朋友，你們，所有的人，西班牙人民從今天起，會懷著對你們的愛和感激之情高呼：『國際縱隊的英雄們萬歲！』」

　　不知道曾經被西班牙共產黨追殺的奧威爾，如果在英國看到這樣的講話該是什麼感想。

　　在西班牙內戰的共和派一方，有如此之多的矛盾衝突和自相殘殺，其中有以蘇聯主導的第三國際和西班牙共和政府之間的問題，有西班牙共和派各派系自己的問題，也有革命和戰爭並舉的問題。前者影響了內戰中此方軍事裝備這樣的「硬體」，後者影響了兵員、士氣這樣的「軟體」。而佛朗哥一方，不論它的訴求是什麼，從「技術」上來說，不論內外，都相對簡單，可以說是一心一意在打仗。戰爭的走向，已經很清楚了。

　　就在1938年，奧威爾寫出《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作為英國人，奧威爾至少對「民主」有自己的認識。因此，在離開西班牙之後，他寫道，「報紙上說這場戰爭是『為民主而戰』，這明擺著是騙局」，在如此「分崩離析」的一個國家面前，他對西班牙的前景不看好。在西班牙內戰還沒有結束的時候，他就相信戰後這個國家可能「不得不」變成一個獨裁政府統治的國家。

　　他被公認為最重要的作品，是1945年出版的《動物莊園》和1949年出版的《一九八四》。

　　當真正的1984來臨時，很多人對奧威爾的「先知先覺」感到不可思議，人們驚歎他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已經看穿了由政權參與、把人性向善的努力變做一種社會改造，隱藏著非常危險的轉捩點；對私領域的抑制，對大公無私的理想頌揚，很可能造成「公領域」對「私領域」的大規模侵犯，而對競爭本能的遏制，也可能隨之扼殺人的創造力。人是有可能被改造的，可是其後果，很可能是被改造成了「行屍走肉」。在理想主義的口號下，表面上的至善很可能走向歧途。

　　促使奧威爾轉變的，正是他滿腔熱情投入的西班牙內戰經歷。在1938年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這本書裡，他就提到了「極權主義」這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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