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筆記(60)_林達

六〇

　　這番話，被後人稱為是「不假思索隨口發表」的評論，因為此後從沒有出現任何證據來證實有這麼個子虛烏有的第五縱隊。在馬德里戰線後面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是馬德里模範監獄。當時監獄裡關押著五千多人，這些囚徒被認為是「人民的敵人」，有些是所謂政治犯，還有很多卻不過是因為戴了領帶和禮帽，那是「有錢人」的象徵。莫拉將軍此言一出，共和派一方馬上傳出謠言，說莫拉將軍將突襲模範監獄，模範監獄的犯人就是他的第五縱隊。馬德里政府也想到，必須轉移模範監獄的犯人。

　　1936年11月6日至8日，幾千名囚徒從模範監獄被拉出去，據說政府原來是打算將他們轉移到瓦倫西亞去的。結果他們大多在市區街頭或郊區被槍決了。殺人最多的地方是馬德里郊區一個叫做Paracuellos del Jarama的小村莊。一個叫做馬修斯的美國《紐約時報》記者，他本人傾向于共和派的觀點，當時在馬德里和政府上層有很多聯繫。根據他的回憶，他說他相信這是共產國際下的命令。當時的共產國際顧問、以兇殘著稱的義大利人維達裡（Vittorio Vidali）親自主持對一批批囚徒的甄別，由他判定哪個是必須馬上拉出去槍斃的「第五縱隊」。他自己也親自動手。馬修斯回憶說，海明威曾經親口告訴他，維達裡一下子殺人太多，以至於右手手指都被手槍扳機燙傷了。

　　當時馬德里共產黨負責保安工作的人，叫卡利約（Santiago Carrillo）。卡利約出生於社會黨人的家庭，在共產黨人圈子裡被視為「政治奇才」。他早年追隨父親參加社會黨，十九歲就成為社會黨青年組織的書記，二十歲不到就因為組織罷工和暴動而坐牢。後來參加共產黨，二十一歲就成為共產黨青年組織的總書記。內戰打響，他在馬德里保衛戰期間負責保安工作，年僅二十三歲。內戰結束的時候，他是共產黨領導層中最後一個撤離馬德里的人。

　　這一屠殺事件，到底有多少人被殺，我們讀到兩種說法。同情左翼的人，比如《紐約時報》記者馬修斯說是兩千人。另外的一種說法，比如2005年的西班牙英語報紙《西班牙先驅報》（The Spain Herald）的報導文章，說是五千人。也許是因為共產國際有人參與主持這場屠殺，在西班牙很多人認為，卡利約參與主持了這一屠殺事件。後來，卡利約在1960年接替「熱情之花」成為流亡中的共產黨總書記。他在佛朗哥死後的西班牙民主化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直到2005年10月，馬德里大學以卡利約在西班牙民主改革中做出的努力和貢獻，向他授予名譽博士學位，還有人因為他的「馬德里模範監獄屠殺事件」舊案，表示反對而到場抗議。

　　可是，卡利約本人也有他的說法。西班牙今天的國王胡安·卡洛斯的傳記作家，曾經需要採訪卡利約，相約著一起吃頓飯。可是，那大屠殺的傳說使他感覺很不舒服。因此，在他們一見面的時候，他先向卡利約提出這個問題：那事你是幹了嗎？卡利約否認自己是「馬德里模範監獄大屠殺」事件的責任人。他後來給了這位作家一份書面的解釋。根據他的解釋，是馬德里的無政府主義者對這一事件負有更大責任。

　　在今天的概念下，沒有任何人會認為這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沒有人認為這是一件應該做的，或者說可以原諒、能夠理解的事情。甚至沒有人願意出來承擔責任。「究竟是誰幹的」，或許人們永遠也不會知道了。能夠知道的，只是內戰初起，在馬德里共和政府治下，監獄囚犯遭到了屠殺，幾千人，再也沒有回家。

　　在海明威的劇本《第五縱隊》裡，設計了一個「第五縱隊」階級敵人的謀殺陰謀，然後也提到了保安局隨心所欲的拘捕和審訊。不過，在海明威的筆下，「同志們」這樣做，是正面的、理所當然的。戰爭和政治風暴中，立場決定了一切，立場也掩蓋了一切。跟著國際縱隊來到西班牙內戰戰場的還有一些著名的作家、詩人、記者，其中有被譽為「第一個戰地攝影記者」的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他是第一個把照相機的鏡頭帶到戰壕裡，拍攝槍林彈雨裡的士兵的人。從此以後，世界上所有戰地記者，沒有一個不知道卡帕，沒有一個不以卡帕為典範。他的名言是：「如果你覺得自己的照片還不夠好，那是因為你在戰場上還不夠靠前。」這話聽起來簡直有亡命之徒的氣概，可是，真正打動我的是卡帕的另一句名言和他的宿命，他說：

　　我們戰地記者，手裡攥著我們的賭注，這賭注就是我們的命。我們可以把賭注押在這匹馬身上，或者押在那匹馬身上，我們也可以把賭注放在口袋裡。

　　卡帕報導了諾曼地登陸，是唯一一個拍攝到諾曼第海灘上盟軍士兵在炮火中的鏡頭的人。他還報導了太平洋戰爭，報導了中國的抗日軍民。1954年，他打算把「賭注」放回口袋裡，就在這個時候，他接到美國《生活週刊》的要求，答應跑最後一次報導，就在那一次，他踩上了埋在越南稻田裡的地雷。

　　卡帕是和他的女友一起來到西班牙內戰戰場的，不久女友就死于炮火。卡帕後來的西班牙戰地攝影，成為攝影史上的典範。卡帕有一句話，道出了當時所有來到西班牙的國際人士的處境，他說，你來到西班牙，就不可能不為自己選擇一個立場，你要麼是共和派的，要麼就是佛朗哥派的，你再也不可能站在中間。

　　內戰打響，以理性、良知和開明為自我要求的西班牙知識份子，就逃不了痛苦和屈辱的遭遇。在第二共和以前，「九八」一代用了幾十年的時間，探索著西班牙強盛的道路。不管他們個人的觀點是面向歐洲的「歐化派」，還是面向西班牙傳統的「尋根派」，他們大多是在大學裡，在書齋裡，兢兢業業地展開所謂「西班牙啟蒙運動」。內戰中的左右兩派激進分子，卻都在訴諸於底層大眾中非理性的情緒，在訴諸於仇恨，訴諸於人性中兇殘的一面。這種情況下，知識份子最好的結果只是有尊嚴地生存。

　　內戰打起來，西班牙的多數優秀知識份子被陷在馬德里，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在支持共和政府的聲明上簽了字。簽字者中包括「九八」一代最著名的思想家馬德里大學哲學教授奧爾特加·加塞特、著名醫生馬拉尼翁、小說家阿亞拉、文學批評家皮德爾，等等。此後共和派一方的暴行，逼得這些人幾乎是只要能走的，全都逃出了西班牙。一旦逃離西班牙，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聲明譴責共和派。他們的逃亡，使得西班牙損失了最寶貴也最匱乏的自由民主思想資源，西班牙一時成為思想的貧瘠土地。

　　「九八」一代大多數已是老人，戰亂起來，無可逃避地大難臨頭。

　　他們中有些人，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還是堅持自己的信念。著名老詩人馬查多一輩子不問政治，在佛朗哥派壓力下仍然一如既往地表示支持共和，最後被迫流亡國外，死在法國一條鐵路上的貨車車廂裡。

　　「九八」一代最偉大的思想家烏納穆諾是薩拉曼加大學的希臘文教授。薩拉曼加（Salamanca）是離馬德里不遠的一個小城，那裡的大學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學府。烏納穆諾是個巴斯克人，但是一輩子用西班牙語寫作和教書。他一輩子在尋找西班牙的靈魂，而在政治上一直是個反對派。在國王阿方索十三世時期，他反對專權，被迫流亡海外。第二共和成立後，他回到薩拉曼加，受到熱烈的歡迎。他支持共和，但是一直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有一個「永恆的西班牙」，那是西班牙傳統的根，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他批評共和政府的無能，痛恨西班牙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認為這會毀掉個人的精神自主。他對所有政黨都持批評態度。當佛朗哥起兵叛亂的時候，他看到佛朗哥派保護宗教，為此表示支持，因為他認為宗教是他的「永恆的西班牙」的一部分。可是當他看到德意士兵出現在薩拉曼加的時候，他立即憤怒地大叫起來。

　　在「九八」一代中，烏納穆諾認為，西班牙的前途歸根結底在西班牙自身，在於發揚西班牙靈魂的優越性。他說過，我們的缺點，或者別人所說的我們的缺點，實際上源於我們的真正的出色之處。他是主張發揚西班牙傳統的「尋根派」，在內戰初期的左右衝突中，他理應傾向右翼。可是，當他看到佛朗哥一派的群眾穿著長槍党的藍襯衣，伸出手臂模仿著法西斯敬禮的時候，他站出來抗議了。

　　佛朗哥起兵，薩拉曼加很快被佛朗哥一派佔領。1936年10月12日，薩拉曼加大學舉行大規模集會，佛朗哥夫人、右派的將軍、長槍黨員、學生和市民，很多人參加了集會。長槍黨領著群眾，行著法西斯的舉手禮，呼叫著口號：死亡萬歲！西班牙統一和自由！

　　輪到烏納穆諾講話的時候，他開門見山地批評這種口號純屬胡說八道，明確表態支持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自治，最後甚至直接抨擊在場的右翼將軍。下面的長槍黨們給激怒了，用更加狂熱的口號來壓倒他，叫著：打倒知識份子！死亡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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