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旅行筆記(53)_林達

五三

　　洛爾加被抓走之後，羅薩萊斯一家瘋狂地通過一切他們在右翼的關係，要把洛爾加救出來。甚至找到了當時格拉那達的最高行政長官。他出示了幾頁紙，那是阿隆索寫的洛爾加的罪狀：一個從事破壞的作家，暗藏著和俄國聯繫的發報機，同性戀等等，甚至還有羅薩萊斯掩護洛爾加的罪狀。這位長官說，你看，假如不是這麼嚴重，我就給你們放人了。

　　多年以後，洛爾加家的老保姆說，她怎麼會忘記1936年8月16日那天呢，她給洛爾加的妹夫送了整整一個月牢飯，那天早上，說是人已經被槍斃了。同一天下午，傳來消息，洛爾加又被抓走了。第二天，17日，她就開始給洛爾加送飯，市政廳中關押洛爾加的房間裡，連床也沒有，只有一張桌子、筆和幾張紙，大概是給人寫交代材料用的。18日，她又送飯去，前一天送去的食物，洛爾加一點沒動。19日，老保姆再去，人，已經不在了。

　　洛爾加在18日被轉移到格拉那達東北的一座叫做阿爾法加（Alfarca）的山下，關押洛爾加和另外三名囚徒的那棟房子，是死囚們度過最後一夜的地方。好心的看守是個基督徒，他把實話告訴不幸的人，這樣至少還有個懺悔的機會。看到洛爾加特別傷心，他開始幫助洛爾加懺悔：「我，有罪的人……」洛爾加結結巴巴，跟不上去：「媽媽教過我懺悔的，可是，我全忘了。」

　　懺悔之後，洛爾加安靜下來。

　　眼前是這座黑黝黝的大山，山上有一汪今天人們叫做大泉（Fuente Grande）的泉水。千年前，摩爾人把它叫做「眼淚泉」。19日淩晨，那裡傳出幾聲槍響。

　　就在這一天，幾個自稱為「黑衛隊」（Black Squad）的人，來到洛爾加的家，拿著一張洛爾加寫的紙條：「父親，請給來人一千比薩斜塔作為給軍隊的捐款。」洛爾加的父親，懷著救出兒子的希望，如數把錢交到了他們手上。

　　或許，這是詩人洛爾加生前寫下的最後文字。洛爾加的老父此後流亡美國，直到九年後他在紐約去世。洛爾加這張最後的紙條，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在他的皮夾裡。

　　曾經有個後來加入英國籍的格拉那達人，多年之後回到故鄉。可是他怎麼看，都覺得這裡不對了，這裡再也不是原來那個格拉那達。他想不通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奇怪感覺。最後他突然明白了，那是因為：「格拉那達，這個城市，殺死了它的詩人。」

　　此後，他花了很多力氣去調查格拉那達的被害者的墓地，試圖找出洛爾加的埋葬地。可是能夠找到的，只是無名死者們的集體墓穴。這一點不奇怪，在洛爾加被殺死之前，墓地裡已經有二百八十個同樣的受難者。在內戰的三年中，格拉那達登記在冊被如此槍殺的受難者就有兩千個。人們估計，其實死亡的人數更多。

　　洛爾加的故事在久久流傳。「九八」一代以後，洛爾加是西班牙最著名的一個詩人，寫洛爾加的書有很多。在人們講述洛爾加故事的時候，往往強調他是被右翼法西斯匪徒殺死的，其實在西班牙內戰中，被左翼殺掉的知識份子數量也不少。他們中也有洛爾加那樣的詩人，假如他們的故事寫下來，大概也一樣驚心動魄。可是，他們的經歷沒有被調查、記錄、紀念和講述，一個重要原因，是對西班牙內戰雙方的政治畫線。

　　一方既然是「反派」的法西斯，唱了白臉，那麼另一方就必須是「正派」的反法西斯，就是紅臉。從內戰剛剛結束就開始的歷史記錄，很多都接上了內戰期間的宣傳，歷史敘述者本身就是內戰的參與者，或者一方的支持者。西班牙內戰又接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法西斯為全人類公敵。很少有人敢指出，反法西斯一方的激進派，也有過和法西斯相同的作為。人們繞不過這個彎去，繞得過去的人也犯不著說出來，因為沒有必要冒這個風險，害怕弄個不巧，讓別人把自己給歸到法西斯一邊去。這種非此即彼的判斷，使得一大批受難者被人們有意忘記，被歸在「保衛共和」必須支付的代價裡。而左翼激進運動的歷史教訓，也遲遲得不到反省。這使得這些左翼以後在長久的歲月裡，戴著反法西斯的桂冠，把同樣的殺戮行為，長久地掩蓋下去。

　　在右翼掌控的地區，有許多如洛爾加這樣左翼知識份子和文人藝術家被殺。而在左翼控制的地區，也有很多富人、或者說看上去不窮的人被殺。有一些人被殺，是因為他們不是窮人；一些知識份子被殺是因為他們的政治理念不同；還有一些人是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而被殺。在激進的左翼看來，這些人在社會上所處的位置本身，已經足以說明他們是「有罪」的敵人。爭鬥雙方那些急急在街頭奔走並掌握著生殺大權的，大多都是底層的民眾，其中也不乏渾水中泛起的沉渣。

　　當時的《泰晤士報》報導了一起左翼的殺戮。1936年7月27日在巴賽隆納的一個山脊上，一些革命委員會的人，發現一些武裝分子押著六個婦女在車上。他們試圖攔下來問一下，車子疾駛而過，根本不理睬他們。「過一會兒，汽車返回，車上的婦女已經不見了。那個委員會開始搜尋。他們在樹叢中發現了四具被槍殺的屍體。一名婦女傷重無法移動，另一名還有知覺，立即被送往當地的紅十字醫院。這六名婦女是巴賽隆納多明尼加修道院的修女，有人藉口要她們轉移到安全的地方，就把她們帶出了修道院。死者在當地躺了一晚之後，第二天被送往巴賽隆納。」據當時的報導，這樣的殺戮，被普遍看作是「鞏固反法西斯革命的必要過程」。

　　不僅左翼的群眾組織殺人，左翼政府也殺人。「九八」一代著名的作家和社會政治理論家馬埃茲圖，就是在1936年內戰開始的第一天就被共和政府槍斃的。

　　馬埃茲圖的母親是英國人，父親是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人。因此，他能夠用流利的英語和西班牙語寫作。他在古巴生活過，一回到西班牙，就成為「九八」一代文化運動的領頭人。這一代文化人活躍的二十世紀初是西班牙最困惑的時期，很自然地有人想到要西班牙離開傳統走向歐化；也很自然地會有人認為，歐洲應該學習堂·吉訶德精神。馬埃茲圖是提倡西班牙歐化的，他寫了《走向另一個西班牙》。在那個時候，他相信法國啟蒙運動宣揚的理性精神可以替代傳統的宗教，從理性出發是一條更光明的道路。當時，馬埃茲圖很激進，也有一大批左翼的激進朋友。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馬埃茲圖作為戰地記者，在法國和德國這兩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最主要的交戰國家採訪。戰爭的經歷，使得馬埃茲圖對自己心目中理性國家的榜樣完全失去信心，也不再認為，僅僅依靠理性能夠解決社會問題。不知西班牙激進派帶來的社會混亂，是不是也成為他轉變的一個原因。這時他開始回過頭來，呼籲要有權威，不能拋棄傳統，要堅持基督教的信仰。他寫了一本書《從戰爭看權威、自由和功能》，表達自己的感受。他和自己的左翼激進朋友們分手，創建了西班牙的保守運動。1928年他成為西班牙駐阿根廷大使。

　　在內戰開始的第一天，他被左翼槍殺，理由僅僅是他擁有不同的信仰和政治理念。

　　有一張長長的西班牙知識份子名單，名單上的人是被所謂的「共和派」極端左翼在內戰中槍殺的。他們中間也有和洛爾加一樣的詩人。比如，戲劇家Pedro Munoz Seca，作家Manuel Bueno，詩人Jose Maria Hinojosa，作家Manuel Ciges，作家和散文家Ramiro de Maeztu，作家Victor Pradera，歐維多大學退休教授Malquiades Alvarez，教育學教授Rufino Blanco y Sanchez，阿拉伯文化教授Rafael Alcocer Martinez，西班牙學會成員Z. Garcia Villada，西班牙學會成員J. Zarco Cuevas，作家J. M Albinana y Sanz，新聞記者Delgado Bareto，新聞記者S Vinardell Palau，新聞記者J. San German Ocana。

　　在內戰中，左翼一方把與天主教有關的知識份子幾乎斬盡殺絕，例如J. Requejo San Roman，Luis Urbano Lanaspa等等。根據西班牙宗教界的統計，有名有姓的教士、修士和修女，有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二名在內戰中被殺害。在巴賽隆納，修女們的墓地被挖掘出來，破碎的棺木和屍骨還被當街展示。

　　在西班牙內戰中，濫殺無辜的情況，左右兩翼大致不相上下。假如只提其中一半，那麼就有另一半的事實和教訓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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