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一個夢想(80)_林達

八〇

　　佐治亞這一頭，聯邦地區法庭的法官也同意了被告的同樣申辯，駁回了聯邦司法部的起訴。聯邦司法部只得向最高法院上訴，這就是哄動一時的「美國對蓋斯特案」。同時，密西西比州費鎮一案，也幾乎以同樣的理由走向最高法院，這就是「美國對普萊斯等案」。

　　也就是說，幾乎同時發生於南方兩個州的謀殺案，在州法庭起訴謀殺罪失敗後，又在聯邦法庭起訴侵犯民權罪的時候，幾乎同時由於司法權的問題遇到障礙，最終都在1965年的下半年上訴到了聯邦最高法院。聯邦最高法院將這兩個案子合併考慮，在同一天聽取雙方律師的辯論，又在同一天，1966年3月28日，分別以9比0對兩案作出一致裁決。

　　在最高法院的一致裁決中，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指出，兩案所涉及的侵犯民權都是在美利堅合眾國公民權的範圍之內的。無論是根據憲法及其第十四修正案，還是南北戰爭以後重建時期的法律，聯邦政府都有合法權力可以對平民指控違反聯邦刑事法第241條和第242條，從而推翻了聯邦地區法院對「美國對蓋斯特等」一案的裁定和考克斯法官對「美國對普萊斯等」一案的裁定，發回重審。

　　我知道，假若不是在專門研究美國法律的話，要搞清楚這裡的來龍去脈不容易，大凡美國老百姓也是一樣，所以打官司才一定要有律師。可是我在讀這個三十年前發生在我現在居住的地方的故事時，看著雙方的你來我往，一招一式，我有時候發現自己忍不住在等著出現一個「包公」，一個更有權威，更高明的「青天大老爺」出來快刀斬亂麻，速速伸冤。可是常識告訴我，這樣痛快的事不會在美國發生，美國人沒有「包公」的概念，他們指望的是這個制度，指望這個制度的梳理，修補和完善。這種對於整個制度的耐心，尤其是相關人員，甚至是受害者和他們的家屬所表現的忍耐，常常使我驚詫不已。由於這種完善有一個過程，他們可能因此受到傷害。他們也感到悲憤，但是，沒有人因此就認為應該砸鍋賣鐵。這是一個整體文化對於契約的尊重。換個地方的話，真不知要砸爛幾多法庭，革上多少次命了。

　　1966年6月，仍舊是在佐治亞州我們所住的小鎮的那個法院裡，聯邦地區法庭在這裡以侵犯民權罪，開庭審理「美國對蓋斯特等」一案。為六名被告辯護的仍然是雅典市最好的刑事辯護律師赫德遜。短短的兩年，美國起了很大的變化，隨著民權法的推進和制度的完善，人們的觀念也在迅速變化。這種變化的原因，就是我前面聊起過的：一個國家的立國理念，是在呼籲人道，還是在「以革命的名義」和「公眾正義的名義」呼籲仇恨，它的人民將走過的路徑是不相同的。

　　你也許已經想到，不論是密西西比州也好，不論是佐治亞州也好，幾個極端的南方州並不是孤立的，它們是美國的一個部分。它們相對封閉，但是隨著通訊的發達，公路的伸展，電視的普及，它們不可能不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力量的逼近。因為新聞是自由的，訊息是自由的。逼近的不是千軍萬馬，逼近的是人道的力量和人性的呼喚。

　　聯邦民權法的建立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居住在極端南方的民眾，在案發以後的這兩年裡，他們也和全美國人民一樣，通過新聞，通過電視採訪，看到了對於整個案件越來越詳盡的報導，他們也看到審判的經過，看到全國的法律專家對這一案件審理的評論，他們看到包括來自kkk的各個方面對事件和審判的態度，正義的和邪惡的。在謀殺罪起訴失敗以後，他們看到被開脫者的興奮，也看到被害者家屬的悲慟和全美國的悲哀。他們看到被害者的葬禮，聽到葬禮上親友的講話，聽到主持葬禮的牧師以上帝的名義，對人類良心的呼喚以及對自由平等和平的祈禱。他們一次次在電視和報紙上看到被害者的照片和往事的回憶，從嬰兒到少年到青年。被害者不再是「民權工作者」，甚至「黑鬼」，「煽動者」這樣的字眼，他們活生生地走出來，有血有肉，有生命有靈魂，有夢幻有理想。被害者和他們自己一樣，也是人。

　　當然，一個從奴隸制裡被動地走出來，長期以來深藏著種族偏見和缺乏人性反省的地區，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徹底改變的。可是，促使它從根本上變化的，正是一種潛移默化的人性觸動。這種觸動甚至一直深入到法庭上。

　　兩年以後的再次開審，雖然還是在原來的小鎮上，還是原來的旁聽者，似乎還是原來的氛圍。但是，被告的辯護律師再也不敢象上一次那樣擺出種族挑釁的姿態了。他只能帶著暗示般地告訴依然是由當地人組成的陪審員，「我們擁有和有色人種一樣的權利」。當然，他不會忘記拿出南方民眾用了一百多年的武器，「我們不必讓美利堅合眾國來照料一切」，「佐治亞人民有能力處理自己的問題，懲治我們中的有過失者。」

　　最後，陪審團宣佈，開槍殺害培尼的兩名被告的侵犯民權罪成立，其它沒有動手開槍的四人無罪開釋。法官判這兩名被認定有罪的人十年監禁，這是根據第241條侵犯民權罪所能夠判的最高刑期了。

　　在密西西比州的費鎮案顯得更困難，因為主持的法官考克斯本人對種族問題和民權運動深懷偏見。1966年底，他又一次中止審理，理由居然是因為陪審團裡沒有足夠多的印第安人和婦女。一直到1967年2月，19個被告再一次被帶到法庭，聯邦司法部指控他們違反聯邦刑事法第241條侵犯民權的訴訟終於開始。

　　面對這樣一個法官以及這樣一個地區的陪審團，控方律師對於訴訟結果一直信心不足。然而，隨著案情的展開，考克斯那種法官的職業本能終於開始壓倒他本人的偏見。尤其是作為被告的KKK成員，仗著曾被開脫的經驗，有恃無恐，不僅傲慢，無知，愚不知恥，而且在在法庭上照樣大大咧咧，滿不在乎，從個人傾向來說，原本並不同情黑人民權運動的法官考克斯也終於被激怒。

　　一次，控方讓一個黑人民權組織成員出庭作證，在辯方律師詰問這個證人的時候，他居然問出這樣一個問題，「你們組織有沒有讓每個黑人成員簽下一個保證，每個星期必須強姦一個白種婦女？」不等控方律師提出抗議，法官考克斯首先拍案而起，強壓憤怒，緩緩地對提問的辯方律師說，「本庭認為，這個問題是提得非常無理的。本庭禁止回答這樣的問題。現在，本庭要求辯方說明，為什麼要提這樣無理的問題？」

　　辯方律師無可躲避，只好告知法官，他接到某一個被告的字條，一定要他向控方證人提出這一問題。法官立即轉向19名被告，要求說出是誰寫這字條提出要求的。一時法庭一片肅靜，19個被告第一次老老實實一聲不吭。考克斯不依不饒，一定要這個人站出來。最後，辯方律師只好指出其中一個被告。法官壓低聲音，一字一句地說，「我希望你們趁早明白，誰也別想把本庭的庭審當成鬧劇」。

　　檢辯雙方先後召喚了自己的證人以後，進入結辯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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