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的手提箱(2)_林達

漢娜的手提箱(2)

　　史子也無從回答。她只是向「小翅膀」的孩子們發誓，她一定盡最大努力，去瞭解漢娜的情況。史子給奧斯威辛的浩劫博物館去信。他們回信說，他們不清楚漢娜的情況。史子再寫信給以色列的浩劫博物館，他們回答說，從來沒有聽到過漢娜的名字，但是建議史子去美國華盛頓的浩劫博物館詢問。可是，美國的回信也說不知道。就在她幾近絕望的時候，奧斯威辛博物館又來了

　　一封短信，信中說，他們找到一份名單，顯示漢娜是從特萊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轉送過來的。其他的情況，他們也不清楚了。

　　那是2000年的3月。雖然這只是一條簡短的線索，史子還是感到很興奮。這畢竟是她手裡惟一的堅實資訊。她開始尋找資料，閱讀她能找到的、有關特萊西恩施塔特的所有文字。這個她原本不熟悉的地名，漸漸從迷霧中清晰起來。原來，那是納粹給一個捷克小鎮起的名字。它原來叫特萊津（Terexin），是一個可愛的小鎮，鎮上有兩個古堡，始建於19世紀，用來囚禁軍事和政治罪犯。它被居住在那裡的捷克人建設得十分漂亮可愛。納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把整個小鎮用圍牆圈住，士兵看守，把它變成了猶太人的集中居住區（ghetto）。原先住了五千居民的小鎮，擁擠地塞滿了被迫離家的猶太人。「二戰」期間，曾經有十四萬猶太人在這裡住過，其中包括一萬五千名猶太兒童。漢娜就是其中一個。

　　隨著閱讀的深入，史子對這個集中居住區有了更深入的瞭解。她讀到許多發生在那裡的可怕的事情，讀到住在那裡的猶太人幾乎都和漢娜一樣，後來向東轉送到更為可怕的地方，如奧斯威辛這樣的死亡營。但是她也讀到，所謂的集中居住區（ghetto）是比集中營寬鬆一些的猶太人集中生活的方式。他們在這個被圈住、被士兵把守的小鎮裡面，有一定的活動自由。同時，在特萊西恩施塔特被圈住的猶太人中間，有許多著名的學者和藝術家。他們利用一切機會，給居住在那裡的猶太孩子教授各種課程，不僅讓孩子學到知識，還借藝術給孩子們作心理疏導。他們教音樂，還教孩子們畫畫。最後史子讀到，在特萊津，居然有四千五百張猶太孩子在囚居時期的畫作，被奇跡般地保存下來。看到這裡，史子的心怦怦直跳：也許，那裡也有漢娜的畫？她抑制住自己的激動，給特萊津集中居住區博物館，寫了一封信。

　　幾個星期之後，2000年的4月，一個大信封從今天的捷克共和國抵達東京。特萊津博物館回答說，他們不知道漢娜的經歷。可是在當年的營地裡，確實偷藏了大量猶太兒童在囚禁中的畫作。其中許多作品正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猶太博物館展出。從信封裡，她抽出了五張照片。史子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孩子的畫。一張是彩色的花園，還有四張是鉛筆或碳筆劃。每張畫的右上角，都寫著：漢娜·布蘭迪。

　　這個夏天，史子精心組織的展覽《孩子眼睛裡的浩劫》終於展出。作為一個民間小博物館的小型展出，吸引的觀眾數量，已經比她想像的要多得多。而且，來的還有成年人，展覽應該說是成功的。其中最吸引觀眾的，就是漢娜的手提箱和她的畫。大家看了當然都會問，漢娜是個什麼樣的孩子？她長得什麼樣？後來究竟發生了什麼呢？史子無法回答這些問題。她又給特萊津博物館去信詢問，他們回信說，他們只有這些畫，卻並不知道畫畫的孩子的故事。

　　特萊津、特萊津，這個名字，一直在史子的腦子裡徘徊。她知道，這是惟一可能揭開漢娜手提箱之謎的地方。她決定親自去一趟。可是捷克在千里之外，她沒有這筆旅費。到了7月份，機會終於來了。她受邀參加在英國的會議。從英國去捷克，就不那麼遠了。2000年7月11日早上，史子終於抵達特萊津鎮。可是，她當晚必須趕回布拉格，回日本的飛機是在第二天清晨，她的時間有限。不幸的是，她疏忽了，沒有事先打電話和博物館預約。直到到了博物館門口，她才發現那裡沒有人。原來那天恰巧是當地的一個節日，博物館不開門。

　　史子萬分沮喪地坐在博物館的大廳裡。正不知如何是好，她忽然聽到遠處的某個辦公室發出一個聲音，她循聲而去，果然發現有個辦公室裡有人。這個意外地待在辦公室而沒有回家過節的女士叫露德米拉。遠道而來的日本女子的決心感動了她，她想盡可能為史子找出漢娜的線索。她按照索引從九萬個曾被關押在這裡、又轉去東方的猶太人名單中，找出了漢娜·布蘭迪的姓名和生日。史子仔細查看這張名單。她發現在漢娜的名字上面，就是另一個同姓的名字喬治·布蘭迪。他會不會是漢娜的家人？露德米拉判斷那是可能的，他比漢娜只大三歲，很可能是她的哥哥。而納粹做的名單經常把一家人列在一起。

　　史子還發現，名單上的姓名旁大多有一個折鉤的記號。她追問這個記號是什麼意思？露德米拉遲疑了一下回答說，有折鉤的，都沒能倖存下來。史子看了一下漢娜的名字，有一個折鉤，也就是說，她和囚禁在特萊津的一萬五千名兒童中的大多數一樣，熬過了這裡的日子，卻沒能在奧斯威辛活下來。對史子，這不是太大的意外。但是確認漢娜的死亡，她還是很難過。她定定神，繼續查看名單。這時她發現，在喬治·布蘭迪的名字旁，沒有這個死亡折鉤。

　　漢娜可能有個哥哥，她的哥哥可能還活著！史子央求露德米拉找出喬治的更多消息。可是露德米拉在這樣一個地方工作，她經歷過更多的失望，就不那麼樂觀。她是有道理的，戰爭結束已經五十五年了。喬治可能已經改了名字，可能遠離家鄉無人知曉，也可能在這些年裡去世了。可是，她還是盡最大努力幫助尋找。她抽出另一份納粹留下的名單，那是喬治在特萊津囚禁期間住的那棟房子的排鋪位名單。由於擁擠，一個墊子兩個人睡。露德米拉對史子說，她知道，那個和喬治合睡的人科特·庫圖克，他還活著，就住在布拉格。

　　時間已經很緊張了。史子必須再趕回布拉格猶太人博物館，打聽科特·庫圖克的消息。史子趕到那裡，已經鄰近閉館了。她找到一個叫米蓋拉·哈耶克的女士。在尋找漢娜那些繪畫的時候，米蓋拉就幫了很多忙。這次，真是幸運。史子一說出科特·庫圖克的名字，米蓋拉馬上說，我知道他，我會幫你找到他。她打了一連串的電話，最後找到了庫圖克先生的秘書。今天的科特·庫圖克，是一個藝術史學者。他要坐當晚的飛機出國，秘書擋駕說，他連接電話的時間都沒有。在米蓋拉的堅持下，提著行李的庫圖克先生，天黑後匆匆趕到只亮著一盞燈的博物館。「我當然沒有忘記那個時候的難友」，他說，「而且，我們到現在還是朋友，喬治·布蘭迪，他今天住在加拿大的多倫多」。

　　2000年8月，七十二歲的布蘭迪先生收到了一封來自日本的信。他打開信，「親愛的布蘭迪先生，……請原諒我的信可能給您帶來傷害，提起您對過去艱難經歷的回憶……」他一陣眩暈。從信封裡他抽出幾張照片，那是小漢娜的畫，還有一張照片，那是漢娜的手提箱。

　　一個月後，史子望眼欲穿的回信終於從多倫多來到東京。她在辦公室打開信封，止不住激動地叫起來。大家湧進辦公室，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史子喃喃地說，那是個多美麗的女孩。她手裡是漢娜的照片。她開始哭起來。她終於喚出了漢娜，一個活生生的捷克女孩。

　　上世紀三十年代，漢娜一家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中部，一個叫諾弗·麥斯托（Nove Mesto）的美麗小鎮。漢娜和哥哥是鎮上僅有的猶太孩子。可是，他們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學，有許多朋友，過得很快樂。他們的父母熱愛藝術，為謀生開著一家小商店。他們很忙，卻儘量抽出時間和孩子在一起，那是一個非常溫暖的家。

　　1938年，漢娜七歲那年，開始感覺周圍的氣氛變得不安。父母背著他們，在夜晚從收音機裡收聽來自德國的壞消息。在那裡新上臺的納粹在迫害猶太人。接著，隨著德國局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迫害猶太人的壞消息也在逼近。1939年3月15日，德軍佔領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整個國土。漢娜一家的生活永遠地被改變了。

　　漢娜一家和所有的猶太人一樣，先是必須申報所有的財產。後來，他們不得進入電影院，不得進入任何運動或娛樂場所。接著漢娜兄妹失去了所有的朋友。1941年，漢娜要開始讀三年級的時候，猶太孩子被禁止上學。漢娜傷心的是：我永遠也當不成教師了。那曾經是她最大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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