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彗星劃過夜空(83)_林達

八三

　　§今夜沒有星辰

　　盧兄：

　　你問我，為什麼說，並不那麼容易回答呢？

　　還記得多年前，第一次給你寫美國故事，就講過在「五角大樓秘密檔案」之後，還有一個1979年的「氫彈秘密案」。你一定記得，在一份美國雜誌要公佈氫彈秘密的時候，政府的行政分支也曾經試圖阻止，結果美國政府和新聞界又打了一場官司，最終也是新聞界取得了勝利。

　　在談到那個氫彈案件的時候，記得那時候還對你說過：

　　「你也許注意到了，我說的是『迄今為止』，美國人在安全與自由面前，依然選擇自由。誰也不知道，在這個變得越來越無法預測的世界上，恐怖主義還會如何發展，還可能使用一些什麼樣的武器。……東京地鐵案，向全世界暗示了恐怖主義的升級。我想，事實上，核武器發展至今，它對於整個人類的真正潛在危險並沒有顯露出來，我們假設有朝一日，當核技術不再那麼神秘，恐怖分子也能夠順手抄上一個兩個的時候，真不知道美國會作什麼樣的選擇，人類又會作什麼樣的選擇。」

　　我之所以在這裡對你重複一遍，是因為那是寫在八年之前，寫在「9·11」事件發生五年之前。從「9·11」事件開始，這個世界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恐怖活動質變為恐怖戰爭，這已經不是憂慮中的、可能的未來，而是已經發生的、天天要面對的現實了。

　　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市世界貿易中心兩座大樓，遭到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機的攻擊，同時受到攻擊的，還有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市的美國國防部大樓，也就是我們剛剛講述的「五角大樓秘密檔案」的那個「五角大樓」。

　　所以，假如看到恐怖分子使用核武器的可能變得現實，現在再發生類似的「氫彈秘密案」，人們是否還會做出同樣的反應？我真的不知道。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面對不同的情況，人們遇到的問題將是不同的，對於支付代價的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也就是說，新聞自由、個人自由其實都是非常脆弱的東西，對自由的威脅卻總是很強大。因此，人們才需要小心地保護它。

　　美國在制憲會議的時代，還是一個貧窮的農業國家。此後，經歷了內戰和兩次世界大戰、經歷了工業革命和經濟幾乎崩潰的大蕭條時期，如此等等。一開始，它只有一個憲法框架，沒有制度細節。制度對政府的約束能力還很差。所幸的是，當時政府的規模非常小，能力也很差，常備軍也非常有限。直到建國整整150年的1939年，希特勒進攻波蘭的時候，剛剛上任為美國陸軍參謀長的馬歇爾將軍，手下還只有174萬名裝備極差的士兵。美國軍隊當時在世界上的排名是第17位，落後於保加利亞和葡萄牙這樣的國家。

　　從民眾一頭來看，美國民智開啟的過程和美國民主化的進程，也是緩慢同步推進的。在這個過程中，民眾和政府都還不清楚各自應該挑多少分量的擔子。例如，只有在工業革命之後，有了勞資衝突、有了經濟蕭條、有了大規模的工傷事故，政府和民眾雙方才漸漸理解，除了勞資雙方，還有政府必須承擔起很重的責任來。在這個過程完成之前，美國民眾對政府並沒有這樣急迫的期待，政府也並不很清楚自己責任的界限在哪裡。這條路是逐步走來的。當它走在半道上的時候，民間自己消化了許多艱難困苦。可是，不論有多少反復和彎路，憲法在支持民間社團、保障了民間力量的同步壯大。等到企業強大到跨國集團，勞聯產聯這樣的工會組織也已經聲壯勢威，政府的相應機制對勞資關係的協調也已經很成熟。

　　所以，美國的社會發展、政府能力的提升和制度的完善，都是相對自然緩慢的。美國歸根結底是一個自然發展的社會，始終不是靠一個威權在強行操作社會。由人性本身弱點導致的社會問題，美國樣樣都有，很自然會暴露出來。正因為是自然發展，該發生的問題都發生過，也遇到種種危機，美國社會也在兩百多年前制定的憲法原則下，自然順應地以完善制度來應對。可是這種同步的自然、緩慢的進程，化解了許許多多危險，回首望去，真是很懸。假如不是這樣，假如制度完善的速度，遠遠落在政府的能力強化的速度後面，也就可能約束不住，政府就可能成為一匹脫韁野馬，擅行其道。

　　再仔細一想，一些制度轉型較晚的國家，面臨的就是類似的危險。政府的發展先行一步，待開始制度轉型，政府本身的規模已經是巨無霸了。制度轉型需要漫長的時間，可是，在新制度完善之前，政府能力卻已經非常強大、制約很困難了。也就是說，社會失去了一個制度生長、政府生長、民間社會生長，三者同步生長和磨合的過程。在轉型開始的時候，各方力量同步壯大的平衡已經被打破，勞工和民眾不僅是極弱勢，另一方面，他們也不會像100年前工業革命剛剛開始時的民眾那樣，認為自己理所當然地應該吞咽一切苦果。

　　兩百多年前，美國站在一個起點的時候，那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起點。當時的美國，還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國家狀態。然而，對一個國家制度的檢驗，除了我們聊到的那幾根軸線之外，還有整個世界大勢的走向在對它發生影響。

　　美國在開始的時候，建國者們就是站在一個有點奇怪的起點。一方面，他們非常自然地理解到，新生的美國是世界貿易系統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又看煩了歐洲由利益爭鬥而起的、連綿不斷的戰爭，他們要和這個世界當時的主流――歐洲，拉開距離。所以，華盛頓總統在他著名的告別演說中說，歐洲的利益衝突和美國沒有關係，歐洲頻繁的爭議和衝突的原因與我們關心的理念很不相同。所以，美國應該保持對所有國家的善意和正義，和所有國家和睦相處。在這樣做的時候，最忌諱的是一面反對某個國家，一面又和另外一些國家過於親近。我們應該對所有國家都一視同仁，最重要的規則是，盡可能擴大貿易關係，盡可能避免政治結盟。華盛頓總統在那次告別演說中，給美國人留下的一句名言是：「避免與外部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結盟。」所以，美國在世界上曾經是長期以「孤立主義」出名的一個國家。

　　美國的不結盟、自顧自的方針，堅持了將近150年以上。可是，就像人躲不過命運一樣，國家也躲不過世界大勢的裹挾，而世界大勢的走向自有它自己的規律。這種「自我孤立」的堅持幾經衝擊，最後被二次大戰徹底打破。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世界各國由於交流（戰爭也是一種交流方式吧），在無可抑制地越走越近。你再也不可能像美國最初一百多年中那樣，「孤立」地在自己的國家範圍裡調整和修正自己的制度。

　　對美國來說，最明顯的例子，大概就是今天的狀態了。在「9·11」以後，恐怖戰爭開始了。隨著技術的發展，個人攻擊的能力，甚至能夠超過傳統戰爭的破壞能力。「9·11」本身，就是二十來個恐怖分子，造成了比「二戰」日本軍隊對美國珍珠港襲擊更大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這還只是一個開端。技術正在以加速度發展，「9·11」以後，美國本土至今為止，還沒有再次遇到大規模的恐怖襲擊，可是大概沒有一個人敢保證，這樣的襲擊，甚至更嚴重的襲擊不會再發生。當然，這不僅是美國一個國家正在面對的問題。

　　所以，不僅是美國，整個世界都站在一個新局勢面前。

　　美國建國先賢們，他們站在一個國家的開端，站在制憲會議上，並不能預料所有這一切，他們不會料到今天甚至和核威脅相連的恐怖主義。他們只是相信，對於自由的渴望，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能，是和人的生存共存的。任何事情都無法從根本上改變這一點。

　　這種思維的出發點，順應著人的天性。人從誕生的第一天起，每個人都是赤條條的亞當夏娃，每個人都是一樣，一樣自由的生命，這是平等的起源。因此，社會管理概念不是從上層權力切入，而是從人的自然權利切入。這樣的平等概念，也隱含著一個簡單道理：人也都是有弱點的，不論是英雄還是智者，無人倖免。在社會管理中，他們注重制度對人的弱點制約，在他們眼中，政治上層不僅不是天使集中的地方，而且可能是人性弱點的集合、並且被威權催大的地方。所以政府是首先需要制約的地方。

　　這種思維方式在這裡融化在每一個生活細節中，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東西，人們或許就把它稱為文化或者生活方式。今天恐怖主義的威脅，是世界遇到的一個新難題，站在這個難題的開端，每一個人，不論他贊同怎樣的應對方式，其實內心都是困惑的。在美國的「9·11」之後，在英國和西班牙的地鐵大爆炸之後，在印尼的大爆炸之後，不論這些國家的反應如何，本質都是一種應對的探索。從總統到平民，都僅僅是在尋找一條應對的道路，而不是已經確信無疑地找到應對的方式，更何況，事態還在迅速發展之中。

　　在這裡，人們仍然有一種信念，他們相信，他們可能要走一段彎路，可能有一段倒退，可是任何威脅只能阻礙人們追求自由的道路，卻不可能堵死它。也許今夜沒有星辰，可是，他們相信，在雲靄之上，依然有群星在太空閃亮。

　　祝好！

　　林達資料來源：

　　《傑弗遜集》，三聯書店1984年版

　　《辯論：美國制憲會議記錄》，麥迪森著，尹宣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Decision in Philadelphia: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1787, by Christopher Collier and James Licoln Collier, Bllantine Books, New York, 1986

　　Miracle at Philadelphia, by Catherine Drinker Bowe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6

　　The Genius of the People, by Charles L Mee, Jr,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87

　　Jefferson & Madison: The Great Collaboration, by Adrienne Ko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by Richard Hofstadter, Vintage Books, New York, 1989

　　The Papers & the Papers, by Sanford J Ungar, EPDutton & Co, Inc, New York, 1972

　　John Adams, by David McCullough, Simon & Schust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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