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彗星劃過夜空(58)_林達

五八

　　在華盛頓和亞當斯任正副總統的時期，他們的紳士之風，使他們完全置身於黨派的媒體大戰之外。而當時的內閣成員，作為財政部長的漢密爾頓以及作為國務卿的傑佛遜，都強烈感覺到，自己需要有一個喉舌，把自己的聲音喊出來。這是任何黨派誕生之後，都自然會想到的事情。漢密爾頓資助和支持了宣揚聯邦黨人觀點的《美國新聞報》，而傑佛遜暗中支持了一份《國家新聞報》。傑佛遜也曾經從紳士的理想出發，反對黨派活動。他說過一句名言：「假如要加入一個黨派我才能進天堂的話，那麼，我寧可不進天堂。」可是，和聯邦黨人截然相反的政見，使他最終事實上改變了看法，成為共和黨人的精神領袖，而且非常積極地投入了黨派活動。因為政見的分野，產生兩極差異。新的政治環境，使得紳士們相互交換意見，已經不能解決所有的分歧、取得一致。最終，你必須去訴諸最大可能的民眾支持，通過政權輪換，才可能讓國家有機會來試試你自己的政策。

　　可見，美國報紙是一個自由社會的自然產物。政黨雖然有發行一張喉舌報紙、宣傳自己主張的需要，但是，他們沒有掐住別人嗓子不讓發聲的可能。因為政黨之間是平等的。惟一的可能，是政府出面，假借一個正當的特殊理由，扼殺不同的聲音。可以說，絕大多數當政者都是不喜歡聽到尖銳批評的，這幾乎是人之常情。人是有弱點的，這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要保證新聞自由的原因。因此，你看到，儘管規定了國會「不得立法」禁止新聞自由，在亞當斯時代和林肯時代，都還是借著備戰和戰爭，試圖消除反對的聲音。

　　建國初期，不僅報紙是稀少的奢侈品，報紙本身也沒有對自身的規範作成熟的思考，它只是一個不大的圈子裡的讀物。它可以刊出《聯邦黨人文獻》這樣的高水準的文章。也隨著黨派對立，紳士圈外越來越多的人的參與變得粗野，有些報紙一度就是紙上的大眾語言，並且大有一發不可收拾的趨勢。用今天的標準去看，這些報紙大量在肆意誹謗。一個整體文明水準不高的社會，媒體濫用自由是一件非常容易發生的事情。政黨運作對民眾的動員，很容易變成媒體大戰。

　　可是，你還記得麥迪森對黨派活動的思考嗎？他認為人在紮堆的時候，會失去榮譽或人格對自己行為的制約，結成群的人很容易互相為不良行為提供虛假的理由。黨派活動一開始，它負面的一面馬上就暴露無遺。那些作為政黨喉舌的報紙，幾乎無一例外地走向極端。它們過分地吹捧自己黨派的領導人物而猛烈抨擊對方，甚至搞人身攻擊。

　　簽訂了對英的和平條約《傑伊條約》之後，華盛頓受到了共和黨報紙前所未有的猛烈抨擊。罵得最凶的是佛蘭克林的孫子。他是《費城黎明報》的編輯。假如說，在華盛頓任總統的八年中，報紙上對他的批評，還有「批評政府」的意味，那麼，在1876年第一次有黨派競選的大選中，兩派的媒體就開始有了激烈的「戰爭」。

　　我們一次次提到的那個1800年大選，出現大肆個人中傷，即所謂的負面競選。糟糕到如此地步，在當時的美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出現。傑佛遜被報紙稱為是一個「法國人」，而亞當斯則被稱為是一個「英國人」。亞當斯的局面更是腹背受敵。共和黨人稱他為「戰爭販子」，極端的聯邦黨人卻罵他對法國太「怯懦」。雙方媒體對他們可能當選的前景，針對民眾的弱點，做出種種聳人聽聞的預測。例如，站在共和黨一邊的激進的《黎明報》說：亞當斯要上臺了，「如果你們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力挽狂瀾，就準備當奴隸吧」。而聯邦黨人的報紙則給傑佛遜貼了「無神論」的標籤，警告民眾，假如傑佛遜上臺，大家都要把《聖經》藏起來，否則將會不安全。傑佛遜事後說，他們從來也沒有來問過我對宗教的看法。

　　兩個候選人的人格也備受攻擊，亞當斯被形容為「偽君子」、「騙子」、「瘋子」。而傑佛遜被攻擊為「怯弱」、「陰謀家」、「揮金如土」、「放蕩不羈」。他們各自的私生活也在私下出現種種謠傳。作風嚴謹的亞當斯甚至被造謠說，當年他在倫敦出使，曾經命令平克尼去物色四個漂亮情婦，然後兩人平分。亞當斯聽了之後，在給朋友的信中幽默地說，「我以我的名譽起誓，假如確有其事，平克尼將軍就把我給蒙了。他把四個都留下了，連我的那兩個都給獨吞了」。

　　在民眾整體水準不高的時候，民主化甚至會加劇這樣的競選和報紙的粗俗化。報紙反過來又給社會風氣帶來負面的作用。華盛頓將軍曾經從他的紳士理想出發，想像過報紙的普及，會「改良自由、文明的民眾的道德性」。他根本沒有想到，報紙的粗俗化遠遠走在民眾的文明化之前。

　　直到美國的工業革命之後，報紙才逐漸變成了新聞業。19世紀30年代，報紙能夠大量印刷，成本驟降，成為「一分錢的出版業」，一張報紙只賣一分錢。識字的人增多，交通和發行變得更便利，在美國報紙終於不再是上層精英們的奢侈品。美國報紙的「平民化」正好和政治民主深化同步。1832年傑克遜總統的當選，在美國歷史上是精英政治向平民政治演化的一個標誌，他贏了這場大選，卻也是第一次公開把底層粗俗的習氣帶入大選運作。他嫌本黨報紙的宣傳還不過癮，散發了大量傳單，以粗俗的語言，對在任的約翰·昆西·亞當斯總統進行人身攻擊。他可以這樣做，是因為那時的美國大眾就是粗俗的。民主是深化了，可是，平民政治為大選帶來的負面作用，久久難以消除。底層的民意更直接地進入了政治，底層的陋習也被帶入媒體，紳士政治的彬彬有禮被掃蕩而去。

　　在南北戰爭之前，美國已經出現了強大的新聞業，有了一小時印出一萬張報紙的能力。隨之，南北戰爭爆發，戰爭新聞要求及時準確的報導，成就了美國新聞業的現代化。從那個時候開始，記者變成一個專業人員的形象。南北戰爭之後，1880年左右，美國的報紙迅速發展到一萬多種。

　　就在這個時候，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開始經濟起飛，終於從一個農業窮國向現代化的富國轉型。整個社會出現無數暴發的機會和利益分配的機會。在令人目眩的財富積累面前，實踐的制度仍然落在發展的後面，相應於一個強大工業國的制度規範並沒有跟上。權錢勾結和腐敗也開始盛行。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是，媒體已經成熟，承擔了重要的、社會監督和制約的功能。而美國多年在普及基本教育上的努力，使得民眾的水準也在隨之而提高。

　　接下來，媒體的進一步成熟，就是脫離它的黨派性。從一個個不同政黨的喉舌，回到社會的公器的位置。

　　我們前面聊過，在美國，以揭短甚至不擇手段攻擊的負面競選，曾經一度隨著民主向深度和廣度的演進越演越烈。因為民主的擴大，意味著動員民眾更成為當務之急。而當總統候選人也來自民間之後，一些候選人不再顧及紳士之風。這不僅在聯邦政府的選舉中，在地方選舉中也是這樣。

　　1870年，著名的美國作家馬克·吐溫寫了《競選州長》，抨擊了這樣的「選風」。他以第一人稱虛構了自己競選紐約州長的經歷，描寫一個正人君子如何被對手在媒體上步步抹黑。結尾時，馬克·吐溫發揮想像力，描繪「自己」在公開場合，被一群不僅穿得破破爛爛，而且膚色各異的孩子圍上來，抱住腿叫「爸爸」，結果精神崩潰，退出競選。可是直到1884年大選時，共和黨攻擊競選對手克裡弗蘭時，還是活像《競選州長》小說的現實翻版。這樣的選風，一直要等到民眾和媒體的素養大面積提高之後，才逐漸改變。

　　在美國，報紙脫離黨派是從兩條路走出來的。一方面，由於競爭，開始形成大的報業集團、媒體集團。它的資金之巨，是沒有一個黨派有能力隨意操縱它的。可是，由於報業本身不受任何人的鉗制和約束，這種自然的商業競爭也曾經走向大規模製造假新聞、聳動新聞的道路。最終，也是依靠商業競爭，依靠民眾對真情實況的需求，才把新聞界拖回了正路。

　　同樣，這樣的大的媒體集團，它可能有自己的黨派傾向，可是為了商業競爭，它必須在最大程度上滿足讀者的需求，也就是客觀上行使社會公器的職能。有影響力的大報必然會刊登最高品質的、反映不同觀點的專欄作家的文章。而黨派們雖然也有一些自己的刊物，但是都不可能是大的媒體。他們寧可向這些大報投稿，表達自己的意見，也比自己養一份報紙合適、影響更大。美國的政黨組織鬆散，沒有強大的党產，全靠從民眾中募捐。政黨無法從政府，也就是從納稅人的腰包裡掏錢，而媒體規模今非昔比，黨派已經根本養不起這樣的媒體巨無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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