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彗星劃過夜空(31)_林達

三一

　　然而，我們看到，費城制憲會議的主要目標是建立強有力的國家政府，這不僅和華盛頓將軍的個人經濟前途確實是吻合的，而且也是整個區域百姓們的利益所在。大家看到，華盛頓擔任了費城制憲會議的主席，全程出席大會，但發言僅僅三次。一次是被推選為主席後的儀式性發言，另一次是批評對保密規定的疏忽，第三次是最後一天，有關提高到國會每三萬選民一個代表。只有這最後一次，是華盛頓將軍對憲法本身發表的意見，內容只是希望在未來，民意更容易表達。

　　制憲會議確實非常有幸是開在那樣一個年代。在北美，不論在殖民時期，還是在獨立之後的「小國」共和時期，占主流的政治運作，就是這樣一批人。環境恰恰適合這樣一種相對理想的狀態存在：一方面，他們遠離歐洲具有漫長歷史的、常常是充滿陰謀詭計的政治糾葛；另一方面，他們和民智未開的世俗世界相對拉開隔離。新大陸有宗教信仰的根底，又與理性啟蒙相逢，處於恰到好處的氛圍之中。政治環境遠比歐洲簡單，更適合一些樸素的政治家，實驗他們的政治理想。

　　因此，在那個時候，美國還沒有產生政黨的需要。原來從英國政治中帶到美洲的輝格黨和托利黨的對抗，在獨立戰爭中消失了。在北美這塊質樸的土地上，還處於這樣的時代，紳士們把個人的拉幫結派，包括政黨，看成是一種類似偷雞摸狗的事情。喬治·華盛頓將軍特別反感任何私下結派的行為，一向以身作則，個人就是個人，不是一個小派別的一員。麥迪森認為：結派會導致人的道德水準下降。個人作為個人行動的時候，都會對自己有一定的道德要求，有人之常情，有惻隱之心，會自覺地壓抑人性中自私和惡的一面。可是一群人結成一派行動的時候，就會互相提供行為的正當性，提供派別內部的互相暗示，自我道德要求就會下降，甚至做出在一個人的時候不會做的壞事。

　　他們相投者成為朋友，卻恥於結為幫派。他們從啟蒙時代讀到，人是一種理性的動物、政治的動物，古希臘時代這一說法，在他們眼裡是完全正面的，是對人群有能力管理好公共事務的信心。政治就是這種公共事務，所以從政被叫做公共服務。在他們看來，政治是一種很符合紳士理想的光明正大的事業，也是需要智慧和技巧的事業。這一事業和紳士的榮譽觀相容。

　　費城制憲會議上，代表們有些是獨立戰爭以來的老朋友，有些人則互相不認識，也素不來往。外地來的代表，大多集中住在附近的旅館裡。那時費城最好的旅館，從現代眼光來看，條件也很簡陋，不過相當於現在最一般的家庭旅館，多數代表還只住得起兩人一間的房間。惟一的例外是華盛頓將軍，他後來接受老朋友羅伯特·莫利斯的邀請，整個夏天就一直住在莫利斯的家。當時的羅伯特·莫利斯是個富人，他還買下以前的領主小威廉·賓的豪宅，他想請華盛頓去那裡住的，可是被華盛頓婉拒了。

　　代表們都恪守會議的規定，不向外界洩漏會議情況，其證據是，後世竟沒有發現他們中有任何一個人在家信中談及會議的具體內容。從會議上的表現可以看到，他們在會後的私下交流，沒有形成小團體，更沒有結死黨、搞突然襲擊。他們當時的黨派觀，對費城會議的成功，無疑是有利的。

　　所以，費城會議和後世其他地方的一些制憲會議和議會會議不同，它是沒有政黨的。嚴格地說，費城制憲會議不是一次代議制的議會會議，而是紳士們的商討會。他們在揚棄貴族等級制度的同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在上升。因此，他們會非常自然地說，所謂民眾利益，那其中就包括著他們自己的子孫的利益。

　　在他們那裡，啟蒙時代對理性和自由的開拓，不是無限的。神約束劃定的界限始終存在。而恰是因為他們把握了這種極難把握的分寸，他們才創造了「費城奇跡」。

　　在巴黎的湯瑪斯·傑佛遜，從麥迪森的信中得知費城制憲會議的代表名單，說了一句有名的話。他說，這是一個「半神半人」的會議。這句話流傳很廣。在別的地方不可化解的世俗利益之爭，憑藉著他們對人性弱點的自我意識和克制、努力，他們尋到了出路。

　　費城制憲會議最為難得的，當然是既有利益衝突又有觀念分歧的代表們，竟然在幾十天裡達成了妥協，更為難得的是，在妥協以後，他們仍然保持了分歧。妥協的結果不是形成了一種大的勢力和觀點，吃掉了大大小小的派系，而是原有的分歧能夠並存。國家主義和民主主義、廢奴派和蓄奴派、聯邦主義和州權主義，沒有哪一派被徹底打敗消滅，沒有哪一種主義征服了所有人，甚至沒有什麼人是對結果十分滿意的。制憲會議的結果，是觀點仍然分歧但是建立起共同聯繫的一種平衡狀態。

　　這種容忍觀點分歧，並且長久地保持這種「我的真理和你的真理」都容許生存，成為此後美國政治的一大特色。使他們能夠接受大家都不太滿意的結果，回到各州以後，忘卻對立，拋開分歧，全力促進憲法在各州通過，促進約定的政府能夠建成。

　　新的憲法構建了一個共和國，打下了美國的民主基礎。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政治運作，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地開始了。實際上，費城會議的代表對美國政治中不久就會產生政黨，議會將以政黨抗衡為基礎展開，是估計不足的。他們起草的憲法中，為貫徹分權制衡的原則，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的產生方式完全分開，為後世留下了這樣的難題：行政分支的總統和國會的多數代表，可能分別屬於兩個不同的黨派，而憲法規定，國會通過的法令要經過總統簽署才有效，總統向國會提出的法案，必須經參眾兩院通過。如果總統和國會多數分屬不同的黨，而且嚴重對抗的話，這個政府還運作得起來嗎？

　　正是這個問題，使得後來別的國家搞共和憲政的時候，幾乎沒有人會照搬美國政府的結構。因為這樣的國會總統關係，一旦兩黨作對，政府太容易癱瘓。在出現兩黨之後，美國政府還是沒有「執政黨」和「在野黨」的說法，而只有「國會多數黨」和「國會少數黨」的說法。多數黨的多數勢力，只到國會為止，多數並不等於執政。總統也不等於執政黨，因為總統不是國會多數黨任命的，而是全民選舉產生的，總統須代表全民，就必須淡化自己的黨派色彩，決不會顯示自己是在代表某党主持政府的行政分支。

　　美國的總統握有聯邦政府的所有行政權力，因此有人把它歸為「總統制」國家。但是美國人自己很少這麼說，因為相比其他國家的總統制，美國總統的權力要小得多。國會多數如果和總統不是一個党，總統毫無辦法。如果國會對總統不滿，對總統提交的法案不予通過，對總統的行政措施大加質疑，可能使得總統什麼也做不成，總統也毫無辦法。他無權懲處議員，他更無權解散國會。相反，如果總統或者他任命的內閣官員行為不軌給抓住把柄，國會還可以使出彈劾的撒手鐧。

　　可是，美國的制度運行兩百多年了，政府不僅沒有因此而癱瘓，而且制約、平衡的機制似乎更顯得條理清楚，國會對總統的監督顯然有效。這使得後世美國人反而因此很自豪。

　　這讓我想起一個故事。前幾年，我們的澳大利亞老朋友和她的丈夫來美國旅遊。他們是土生土長的澳洲人。記得到我們家的第一天，他們就把在飛機上遇到的一個故事，當做笑話一樣，來講給我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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