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你我身邊(20)_林達

二〇

　　沈先生說，這樣國共觀點並存的情況也發生在上層家庭。例如，沈怡是國民政府的南京市長，沈怡的大姐夫黃郛（號膺白），與蔣介石是把兄弟，而他的妹夫錢昌照（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協副主席）就是共產黨。錢昌照給過沈一夫一張照片，還一起吃過兩頓飯。沈先生回憶說，沈怡家裡，就是這樣「各走兩端」。他覺得，當時對人的政治觀點，並不控制得那麼嚴格，說自己傾向共產黨觀點，也沒什麼，不贊成的，也就說他們是「胡鬧」。

　　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沈先生並不覺得自己與共產黨就那麼「水火不相容」。在他的經歷中，感覺「國民黨上層官僚氣息比較重，而共產黨比較接近群眾，很會聯絡人」。

　　在當南京市長秘書時，因工作關係，沈先生結識了許多國民黨的上層人物，「也只是結識，並沒有什麼交情」。他也覺得，國民黨上層人物對共產黨的看法，對他也有一些影響。沈先生回想起來，自己處在「兩端」的影響之間。他想了想，告訴我說，他判斷自己的觀念還是更偏向於國民黨一些。但是，在上層圈子的外圍繞了一圈之後，沈先生發現，自己實質上不是一個政治中人，他只是一個希望「實幹」，做些實事的人。

　　解放軍漸漸臨近南京的時候，沈一夫去了上海。

　　原來南京市政府的秘書長薛次莘，是沈一夫的老同事，這時從上海來信，希望他去那裡工作。上海還有他的一些老同事，如上海公用局長趙曾玨，上海公務局長趙祖康，原來都是沈一夫在交通部工作的同事。趙曾玨是留美的電機工程師，過去由他主編，沈先生主筆，還出過一本《戰後交通複元計畫》。薛次莘答應給沈先生一個職位，他隨即去了上海。

　　離開南京，也使他感覺輕鬆些。大軍壓境，雖然沈先生自己知道，市長秘書只是個小官，他也沒有劣跡，可是在南京，他畢竟工作在政治上層，多少小有名氣，萬一自己面臨出於政治考量的報復，他琢磨下來，認為自己那些共產黨員的親戚們，不可能出來保護他。在共產黨員的侄子那裡，他已經聽到不少有關階級鬥爭的理論。這些理論讓沈先生多多少少有些害怕。

　　到上海一段時間以後，政權改換。沈先生很快和表弟盧華聯繫上了。盧華給他寫信說，表哥「雖然在解放前顯赫一時，卻為他人奴役之工具」，沈先生說，盧華「寫得很沉痛」，他至今還留有深刻印象。盧華還希望沈先生去華東軍政大學學習，當時盧華自己在那裡就任宣教科長。

　　沈先生沒有去學習，而是留在上海他原來工作的地方。不久，他們被改編為華東建築工程公司上海分理處。當時，他們這個單位的「舊人員」被「留用」，原來對新政權有些擔心的沈先生，驚喜地發現，當時「自己感覺很好」。

　　沈一夫本來是個有能力的人，現在負責工程組織管理，獨當一面，手下有近千工人。他是副主任，主任是解放軍的副團級幹部，不管業務，具體工作都是沈先生在做。他們在各個工地蓋房子，同濟大學的行政大樓、教學大樓，都是沈先生領著蓋的。我對沈先生說，我在七十年代進同濟大學念書的時候，這個學校還是五十年代的面貌，他蓋的那些樓房還在，相比後來的高層新校舍，紅磚砌築的老教學樓，反而給人很沉穩質樸、很學院氣的感覺。沈先生聽了很是高興。那個時候，他第一次覺得自己有了「實幹」的用武之地，沈先生說，自己「當時熱情高漲，搞多快好省，推廣『蘇長有砌磚法』，建設部部長也下來慰問，很受鼓舞」。

　　沈先生變得非常忙碌，卻樂在其中。他本質上又是個文人，工作之餘，忍不住要寫兩筆。他說：「那時的建築工人生活很無聊，經常發生工人在工地附近的農村，四出尋女人的事情。我就在建築公司的小報上寫過文章，批評不正之風。」當時的軍代表王國良十分器重他，他們之間關係不錯。

　　沈先生也參與了五十年代初期的一些政治運動。「五反」開始，沈一夫當過積極分子，鬥過「把頭」。他記得，當時在華東建築工程公司搞「五反」運動，公司本部鬥了蘇州人的總工程師和一個崔姓女工程師。對這些運動，他想得不多，他的精力幾乎全部投入在建築管理之中。將近有四年時間，沈先生對工作和生活感覺很不錯，他回憶說：「我當時覺得，自己在解放前一直是個幕僚，而現在手裡有職有權，很得意。」

　　北郊中學

　　1953年，沈先生的工作單位被國家整體調動去洛陽。沈先生不願意去，就離開工程局，請調去了上海市北郊中學教書。

　　聽到這裡，我有些驚訝。我告訴沈先生，北郊中學就在我家附近的大連西路，我小時候是看著它蓋起來的。沈先生搖著手說，當時的北郊中學並不在大連西路，六十年代才搬過去的。「我教書的時候，北郊中學是在郊區，它的前身是晏摩氏女中，是個教會學校，解放後才改的名字。」沈先生還說：「那裡校舍很好，大得不得了，有兩個足球場。」

　　原來，晏摩氏女中歷史悠久，原名晏慕氏女學，是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和滬江大學是同一個教會系統。1897年4月，晏慕氏女學，由美國南浸禮會的柏樂緹和吉慧麗，創辦於上海。校址設于寶山路。學校招收教徒和貧苦人家的子女入學。據1918年在校的張蓓蘅回憶，當時美國教會學校大多是美國人教課，而晏摩氏女中是個例外，「英文課請的英國教師，讀的是英國名著。記得有一次孫中山先生在男青年會演講，晏摩氏校隊唱詩班和其他教會女中輪流擔任英文歌節目」。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晏摩氏女中逐步建成初中、高中，學制各為三年。1930年前後，向中國政府教育部門立案。1942年由「汪偽政府」改為市立中學。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仍為市立中學。

　　1949年後，創辦晏摩氏女中的美國南浸禮會，停止在華工作。晏摩氏女中由新政府接管。

　　沈先生對政治並沒有什麼興趣。在他很投入地為同濟大學蓋新校舍的時候，並沒有關心上海的學校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就在他進入北郊中學的前一年，1952年，《文匯報》正在批判外國文學名著對年輕人的「毒害」。根據謝泳的研究：「1952年6月4日，《文匯報》在第七版『文化廣場』開了一個專欄，名為：『肅清傳播資產階級思想毒素的文藝作品的影響』。它的編者按說：『資產階級文藝作品為散佈享樂腐化思想的來源之一，因此在進行分析和批判時，必須比較全面的和深刻的接觸到思想根源。』在這個欄目下首先發表了兩個讀者的短文：一篇是胡冰《我的享樂腐化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另一篇是蔣達章《剝開名著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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