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深處的憂慮(36)_林達

三六

　　瑪格麗特是南方人，出生在肯塔基州，一直受的是南方的傳統教育，但是卻對政治有些興趣。她離開大學就嫁了一個軍人，有了兩個兒子。後來，她隨著丈夫的部隊調防，搬到了首都華盛頓。當她的丈夫決定學醫的時候，她開始尋找一個秘書之類的工作，以便掙些錢支付丈夫的學費。但是很快她的婚姻和工作都起了變化，她離了婚，也厭倦了在國會的秘書工作，最後由她的朋友介紹，認識了一個叫杜爾·皮爾森的華盛頓專欄作家。此人當時是美國比較出風頭的記者之一，他的文章對政府官員的公私缺點都不放過，由於他有廣大的讀者，他成了使一些人感到害怕的人物，尤其在國會，頗有一些議員見了他很頭痛。可是又拿他沒有什麼辦法。

　　1962年，瑪格利特成了皮爾森所雇的四個秘書之一，那年她26歲。恰逢婚姻結束，她的社會和政治教育卻開始了。皮爾森不僅是一個專揭醜聞的人，他還積極發起發起和參與一些運動，瑪格利特最終也被他引進了一些民權運動，這些運動已經使得美國在當時動盪起來。她當時特別有興趣的是幫助黑人的一個學生非暴力平權組織，她對他們充滿同情。

　　皮爾森還把她介紹進了華盛頓的上層圈子。她不斷地參加他周圍的社交活動，在那裡她認識了不少國會議員，甚至於副總統。她不僅為皮爾森的私人檔打字，也為他的日記打字，她很快就成了這個近70歲的專欄作家的女朋友。她當時被他的權威所吸引，也對自己的角色感到很得意。兩年以後，她跟著皮爾森去參加了64年的民主黨大會，遇到許多處於同一「運動」中的黑人，才發現他們自己的奢華社會和民權運動中的黑人根本風馬牛不相關，她第一次開始認真審視自己和自己在生活中究竟幹了些什麼。最後，她決定離開，自願去了密西西比。1966年，她又回到華盛頓，只是這次她再也沒有去找皮爾森，而是另外找了個工作。就在那裡，她遇到了阿蘭·麥克蘇利。他是在華盛頓郊區長大的，也是在很年輕的時候就結婚並且離了婚。他對政治一直很有興趣，他們兩人有不少共同語言，很快戀愛了。

　　此後，他們覺得他們工作中遇到的計畫，都是安排白人幫助貧窮的黑人，實際上完全可以安排一些黑人去幫助他們，同時，也安排白人去幫助一些貧窮的白人。所以，他們開始離開上層的城市工作，轉向阿巴拉其山脈。阿蘭在那裡找到一個「自願者組織」裡的職位，專門訓練幫助山區窮人的義務社會工作者。這個組織準備在肯塔基州的派克郡設立一個新的辦公室，就把他給派去了。

　　派克郡是肯塔基州最大的一個郡，幾乎和羅德島的面積相等，但是，當時它的人口只有八千。約有一半多一點的人住在它唯一的小城裡，其餘都散在阿巴拉其的深山老林裡。許多人都應該需要幫助，因為儘管這裡礦產豐富，但是在60年代末期，仍然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沒有文化，半數的家庭還屬於窮人之列。可是，你覺著他們需要外界的説明是一回事，而他們自己有沒有這種願望又是另一回事。這些家庭在這裡生活了幾乎兩個世紀了，很少有人出遠門，他們幾乎可以一直這樣在自己的封閉社會裡待下去，他們對於外界的一切都深深地感到疑慮和恐懼。

　　當阿蘭和瑪格麗特在67年4月1日搬到這裡的時候，他們從一個叫傑姆斯·康普頓的當地人那裡租了一幢房子。他們很快就結婚了。瑪格麗特在南方聯合教育基金會裡找到一個工作，這是1938年就成立的一個民權組織，在那裡她研究當地的煤礦工業對山區生活的影響。在此期間，他們曾經到著名的音樂城納許維爾和一些大學去參加民權運動的會議，那裡有激進的提倡「黑權」的黑人領袖的講話，此後，有些大學還發生了騷亂。他們為此很長時間中斷了工作。他回來以後不僅教他的學生如何組織農業工人，還對他們大發激進言論，談論有關徹底的政治和社會改革。也不知是因為他過於激進，還是他的長期離職，不到一個月，阿蘭就被「自願者組織」解雇了。

　　接下來，阿蘭就幫助瑪格麗特的工作。但是這裡始終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對於那些搞民權運動的人認為一定要給予當地人的「幫助」，那些沒有受過太多教育的貧窮的人們，是否真的對此感興趣呢？今天在美國以外的地方，都似乎覺得這是一個歷來「超現代」的國家，其實並不是如此。我前面說過，美國南方和北方的面貌有很大的區別，既使在今天，你都可以找到一些非常保守的南方小城鎮，更不用說三十年以前了。那些「新潮」和「前衛」的民權運動者們，他們的言行和這些他們想要幫助的人格格不入，前者往往只注意到了自己「助人為樂」的一番好意，而根本沒有想過，他們所代表的文化，是多麼難以被對方的文化所接受，甚至在一定的情況下，會引起對方多大的反感和憎惡。對於後者來說，他們只是跑來毀壞這裡傳統的道德，信念，以及安寧生活的傢伙。

　　瑪格麗特幾乎已經感到絕望了，她認為這是一場和貧窮的戰鬥，但是剛剛在這個地方碰到一點皮毛，已經眼看著要敗下陣來。她在南方長大，因此比阿蘭更清楚他們和當地人有著多大的隔閡。後來她說：「我知道那些人不要我們在那裡，也根本不想聽我們在說什麼。我甚至都擔心過，就算阿蘭沒那麼激進，他們都想在山裡殺了我們。」當地人則對於他們為那裡的寧靜生活有可能帶來的破壞，越來越害怕，他們建議房東把他們趕走。房東於是找了一個藉口，要求他們搬家。他們在搬走之前，堅持要房東康普頓去看一下那幢房子，以便確認他們承租期間沒有什麼損壞。正是這一看，看出了一場大風波。

　　房子幾乎已經搬空了，只剩下一些和他們的工作有關的東西，其中有不少左傾激進的書籍，小冊子，照片，膠片盤，大量的信件，等等。這些東西和這種工作氣氛，都是住在山裡頭的康普頓從來沒有看到過的，可以說是把他嚇了一跳。他打電話告訴了他的朋友，這個朋友是當地老百姓自己選的四年一期的「地方治安警察」。他在電話裡說，這兒有個共產黨的老窩，你們真該去查一查。

　　八月初，康普頓的「員警」朋友就叫他去地方法院開會。這位「治安警察」同時還打電話通知了兩名地方檢查官和聯邦調查局地方機構的一名官員。這種會議通常是討論和解決地方上的一些日常問題的。後來主持會議的是其中一個叫湯瑪斯·雷特力夫的檢查官。他在會議上提出要對麥克蘇利夫婦「採取行動」。他要求聯邦調查局地方機構的官員幫忙，但是被拒絕了，聯邦調查局的官員知道這種行動沒有法律依據。於是檢查官只好自己找出肯塔基州的法律，設法尋找法律依據。結果，他們找出了半個世紀以前，在一次大戰剛剛打完時，該州通過的一個修訂法，裡面有一條「顛覆罪」，定罪的話可以判21年徒刑以及一萬美元罰款。這個修訂法從20年代通過後，就再也沒有人想到過要去改動它。就根據這樣一個1920年通過的法，他們開出了對阿蘭的逮捕狀和對他們家的搜查狀。搜查範圍寫的是：「顛覆材料，或印刷機，或其它印刷和傳佈顛覆材料的機器。」

　　此刻，麥克蘇利夫婦剛剛搬了家，滿屋子都是沒打開的箱子和紙盒，書和紙滿地都是，還有他們與工作有關的書信。他們還習慣保存他們來往信件和各種文字材料，這些東西記錄了他們的生活。就在1967年8月11日的傍晚，一群「地方治安警察」包圍了他們的家，當他們從後面包抄上來的時候，瑪格麗特在廚房看到他們，還以為他們在找什麼逃犯，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是沖著他們來的，直到他們沖進門，向他們宣讀了搜捕狀。檢查官也到了搜捕現場。這個名叫湯瑪斯·雷特力夫的檢查官以前和麥克蘇利夫婦從未見過面，但是，此後所發生的事情，卻把他們拴在一起，至少奔波於五個法庭，打了整整十七年的官司。

　　在對阿蘭搜身之後，十幾個人搜查了那間小小的屋子，他們拿下了每一本書，把抽斗裡的東西都倒在地上，甚至把床單從床墊上拉下來，又拖下床墊，最後連床架子都拆開了。瑪格麗特後來說，我都不知道他們幹嗎要這樣做，但是他們居然走的時候就讓床架子這麼散著。麥克蘇利夫婦被突然而來事情驚得渾身發抖，他們想過，只要熬過這個晚上，與外界取得聯繫，一切就可以過去了。但是當一個傢伙對阿蘭說「我真想看你是怎麼被吊死」的時候，他們才真的害怕自己會有極大的危險。瑪格麗特立刻給當地的律師打了一個電話。這時，員警找到一些有關瑪格麗特的材料，就給她也開了一張逮捕狀。

　　這時，搜查的性質也變了。一開始他們還對書進行挑揀，地上分放了他們認為有問題和沒問題的兩堆東西。但是，這個時候，雷特力夫看也不看，只是用手指著各種東西讓員警拿走。結果，兩小堆東西就都合成了一大堆。裡面包括他們的電話帳單，水電費的帳單，稅單，作廢的支票，書信，日記，筆記，結婚證書，甚至於大學裡的舊考卷。他們還加上了他們全部的564本書，裡面有毛澤東，切·格瓦拉，，馬克思，列寧的書，也有小說，詩歌和「訓貓技巧」，甚至首都華盛頓的電話號碼本。一幫員警最後從鄰居那裡借了一輛車，把麥克蘇利夫婦的東西一股腦兒全部裝上了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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