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38)_林達

三八

　　§Chapter 16 消失了的雅各賓

　　Couvent et Club des Jacobins

　　沮喪地回到住處，我們和盧兒聊起九曲回轉的「尋找雅各賓俱樂部」的過程。我們講起旺多姆，講起「Ritz」奇遇。盧兒叫起來，Ritz！你們去Ritz了？我說，是啊，怎麼啦？她激動起來，那可是巴黎最高級的旅館哇。我們因為始終沒有轉到客房部，所以，自始至終沒有發現那是個旅館。這一下，連我都想起來了。我是在有關英國王妃戴安娜的報導裡，看到過有關巴黎最高級旅館的報導的。我問，那就是戴安娜的男友多迪的父親開的那家旅館嗎？盧兒說，應該是啊。

　　我開始試圖向她形容。可是，一開口就發現，「百聞不如一見」之類的老話，在這個時候真是再貼切不過了。我於是放棄形容，神氣地對來了半年的「老巴黎」盧兒說，還是我帶你去吧。真能進？我底氣十足：能進，我們不是已經進去過了嗎？根據在美國的生活經驗，經營性的旅館，怎麼能不讓進。

　　接著，告訴她，我們是搞錯了，我們應該不是在旺多姆尋找，儘管原來的雅各賓修道院在那裡有個入口，可是旺多姆那一圈都是大革命以後的房子了。我們於是談到如何繞到了有著玻璃盒子的小廣場。沒想到，盧兒居然又激動起來，說這玻璃盒她早就想去看一眼了。那是一個著名西班牙現代建築師波菲（Richado Bofill）的作品。不過，她補充了一句，在她看來，那個建築師做了不少難看的東西。於是，盧兒和我們一起大笑，說，還是名人好啊，知道難看，大家還要去看。最後，我們決定，再去一次那裡。

　　「Ritz」旅館卻沒有能夠再次進去。那兩個上次「失職」了的「宮廷」警衛，在我們一踏入大門時，就堅決地將我們擋了出來，說是只有住客能進。我們又在飄揚著「自由平等博愛」三色旗的巴黎，長了一個見識。在美國，假如是經營性旅館，不論多麼高級，都沒人敢攔。一攔就得上法庭了。

　　除了和盧兒一起看看，我們對沒找到「雅各賓俱樂部」，還是不能釋懷，想再去撞一次運氣。再說，不是還有「費揚俱樂部」也在附近嗎？這些俱樂部，既然激昂，就必然容易分裂。「費揚俱樂部」就是從「雅各賓」裡面分出來的。

　　法國制憲會議的身份其實並不僅僅是制憲，而是身兼數職。它擔任的不是國家在正常運行中的一個制憲工作。

　　在美國，革命以後的制憲會議，那只是一個「會議」。因為美國革命以後，迅速回到革命前分治的狀態。這些分治區域原來的一套政府機構，並沒有被摧毀。所謂制憲和建立聯邦政府，只是大家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需要聯合起來，隨之需要增強一些必須的管理機構罷了。平常日子照樣在過，只是抽出一些代表，開個會而已。這樣就有了一個穩定的制憲環境。

　　美國也有比法國複雜的地方，它不是一個整體國家。正因為是來自十三個分治區城的代表，代表了不同的方向，因此，代表的分歧和妥協，嚴重影響一個相對獨立區域的長遠利益。所以，代表們無比謹慎地在那裡對待自己和民眾的關係問題。他們知道，只要代表們的具體分歧，甚至他們有分歧的跡象傳出會議廳的大門，都會引起民眾的不安和騷動。而這種騷動一旦介入，一切都完了。這就是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是秘密會議的原因。

　　當他們在裡面吵得不可收拾時，本傑明·佛蘭克林曾提議去請牧師，帶領大家祈禱，以放棄「唯我正確」的看法。大家同意了。他們甚至不敢馬上去做，生怕牧師的出現，會引起民眾對於會議分歧的猜測。民眾一旦注意到了代表們的分歧，就會起來表達對自己一方代表的支持，這種支持自然會形成對代表的壓力。他們的退讓和妥協就更加困難。想想廣場上有那麼多民眾在激烈地支持你，你還怎樣讓步呢？因此，他們特地等了兩天，等到7月4日獨立日，也就是美國國慶日，才借著節日請來了牧師，他們要牧師祈禱的，正是請上帝給他們以讓步的力量和妥協的機會。這種謹小慎微的做法看上去都有些婆婆媽媽。而他們害怕的，正是民眾對制憲歧見的推波助瀾。

　　回到巴黎，我們看到，法國制憲，不僅是民眾在推動和干擾，制憲會議的性質也在不知不覺改變了。它早已經不是一個「會議」了。假如沒有街頭的暴動，就不會提前向國王奪權。這樣，原來的巴黎市政廳、法國的王朝體制，不論多麼不合理，畢竟還能夠維持一段正常運轉，拖到制憲成功，成立新政府，完成交接。也就是說，政府運行和制憲分開。這樣，制憲就可以是一個工作，一個「會議」。可是，奪權提前，制憲會議就從「會議」，轉化成一個以革命的名義建立的新的專制機構。說它專制實在不冤，因為它又在立法，又在執法。正如托克維爾在《法國革命論》裡指出的：「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為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並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

　　這樣，路易十六和王朝宮廷，雖說要為自己的腦袋擔憂，倒不需要再為國家怎麼辦而擔憂了。本來，「一片混亂之中會出現些什麼」，這樣的簡單問題，就根本不用專家預測。經濟肯定會有危機，麵包鋪肯定要排長隊，治安肯定不會好。王朝已經推倒，路易十六被監管在大家手裡，不得亂說亂動。民眾原來對王朝宮廷的不滿，只能轉移到掌管國家的制憲會議。這時，制憲會議只能被形勢逼著，在毫無準備和經驗的狀態下立法和執法。看到歷史書裡，出現「制憲會議通過法令，宣佈罷工聚會結社全屬非法」，「制憲會議用武力屠殺和驅散民眾」，這樣掛著制憲會議牌子，卻幹著和「制憲」毫不相干的事情，還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這個時候假如我是路易十六，我一定要想辦法逃命了。因為明眼人都會看出來，這已經是一個惡性循環。為了要拋棄舊制度而開殺戒的話，路易十六肯定排在第一個。求生是任何活人的本能。只是他運氣不好，沒有逃掉，被押回了巴黎。從在凡爾賽召開三級會議開始，他指望的就不是維持他的絕對君權，而是一個漸進的制度改革。當然，路易十六心中的改革，和其他人的目標，自然會有不小的距離。因為他是國王，別人不是國王。就像貴族的陳情書裡，條條都很激進，卻會有保持貴族等級制的保守條例一樣，每一個階層自有它的局限性。關鍵是，能不能大家看在上帝的份上，理解這是一個從舊制度轉向新制度的社會轉折，就像一輛巨大的載重車，要掉轉頭來的話，必須慢慢拐著掉。這種理解和制度設計，需要知識，需要妥協，需要協商，需要理性，需要回到會議廳，唯獨不需要俱樂部的鼓動和街頭的暴動。

　　制憲會議似乎還在朝著「君主立憲」的方向走。「君主立憲」的意思，就是國王雖然沒有以前的權力了，大家根據憲法過日子了，可是，你國王至少還是養尊處優。大家養著你，就是圖個制度和權力的平穩交接。這個時候，最怕的就是有人上街鼓動，說是我們吃都吃不飽，養一個王室要相當於養我們一千個一萬個老百姓，憑什麼？再加上歷數千年封建專制的罪惡等等。這時，老百姓磨刀霍霍向國王，國王怕被砍頭，要到國外的堂兄弟那裡討救兵。堂兄弟們一邊摩拳擦掌，說是不能見死不救，一邊威脅說你們敢動手我就踩平巴黎。這麼一來，「巴黎的上空」就又要「敲響警鐘」，「祖國」就又要「在危險中」了。道理很簡單，矛盾既然通過理性可以化解，當然也可能通過非理性被激化。事後，假如大家都忘記了當初惡性循環在開始階段的第一、第二推動，而是僅僅從中間剖切的話，所有的「歷史涉案者」都可以振振有詞地說，我們誰也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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