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33)_林達

三三

　　法國大革命一開始，就是一場巴黎的街巷戰鬥。一開始，是民眾「攜帶短刀斧頭湧上街頭」。這種形勢下，民眾和原來宮廷政府的武力，想要不發生衝突，怕也不可能。對方是持有槍械的正規力量，這邊當然隨之升級。僅在榮軍院一處，一夜之間，兩萬槍支就被民眾一搶而空。第二天，巴士底獄就是這樣打下來的。

　　這時的法國，似乎有雙重線索並行在走：一是巴黎正在炮火連天，攻打舊制度的看得見的一個個石塊砌成的堡壘；另一是在凡爾賽，由原來的三級會議改成的制憲會議正在進行。那裡，代表們是在堆積如山的文件中工作。廢除舊制度的議題在一項項地通過，成為新制度誕生的一塊塊基石。但是，這個過程和巴黎街頭正在發生的事情，是否完全性質相同？它們相互又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今天我們回顧歷史，更容易被響徹著槍炮聲的一片混亂給攪昏了頭。巴黎的「為自由而戰」和凡爾賽的制定新憲法，看上去好像在巧妙地在相互配合，前呼後應。一邊是革命的實踐，一邊是革命的提出理論和建立制度，這是不是法國大革命的缺一不可的兩面呢？可是，毀滅性的破壞和建設性的破壞，雖然同樣在剷除舊制度，卻似乎並不相同，一邊注重的是對舊有一切的徹底毀滅，一邊注重的是在改變舊有的過程中，同時開始建設。前者不需要理性甚至在毀滅理性，後者卻不能缺乏理性。

　　待到硝煙散去，人們會漸漸發現，不轟倒巴士底獄的高牆，也可以救出那七名囚犯。假如由凡爾賽開會的人們來解救，他們的做法，將是制定一個法案，對新制度下的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做出規定，並且成立特定機構，在監督對監獄非人道狀況改變的同時，按照新的司法程式，重審舊案。也許，重審以後，不是所有這七個人都能夠走出監獄，可是，留在那裡的人，卻由新制度保證了他們得到公正的裁決，在人道的待遇下，服完合理的刑期。而走出冤獄的人，則由新制度保證他們名譽的恢復和冤獄的賠償。

　　這兩種方式的過程當然是不同的，需要的時間也會不同。可是，更不同的卻是他們的後續故事。巴士底獄交給議會解決，後續的將是一系列立法和執法的和平迴圈。巴士底獄交給街頭的民眾，那麼，在高牆轟塌、牢門打開之後，那幾萬、幾十萬熱血沸騰，沉浸在興奮、刺激之中，感受到自己強大力量的民眾，望著滾燙槍口冒著的青煙，短刀上染著的鮮血，不再幹點「革命的事情」，就肯這樣回家嗎？巴黎將要增加更多的廢墟，幾乎是一個必然。

　　巴黎民眾在上街遊行的第一天，也許是為了三級會議按照他們希望的形式召開，可是，接下來，在「建立表達自己意願之管道」的訴求達到以後，民眾卻已經不在乎有沒有這樣一個管道了。他們已經拋棄了自己當初上街的訴求。這個時候，他們發現，自己已經可以直接解決一切問題。假如巴士底獄的解決，是在制憲會議沒有召開，也無法召開的情況下發生，也許還可以貼一個「革命」的標籤。在制憲會議開始之後，這一行動怎麼看也已經含有很大的暴亂成分。

　　回顧歷史的時候，假如我們永遠只看到巴士底獄的倒塌，那七名囚犯走出牢獄所帶來的象徵性的正面意義，假如我們永遠以複雜的歷史形勢為藉口，原諒我們在走向進步中的非理性，甚至把它理想化；拒絕從一個進步潮流中的正面事件中，去剖析它實際包含的負面因素，不承認它的負面後果，那麼，我們還是只能以繼續支付更多的鮮血，製造更多的廢墟作為代價。

　　那個跨越美法兩大革命的英雄、革命貴族的象徵拉法耶特，從這個時候開始，走上了一條非常艱難的道路。這也象徵著一大批漸進改革者的理想開始碰壁。拉法耶特曾經以為，自己將會很順利地在自己的國家再經歷一場革命。可是，他終於發現，美國經驗對他並無用處。

　　在巴士底獄被攻陷之時，拉法耶特的頭上還有著從美國革命中帶回來的英雄桂冠。他被任命為國民兵總司令。法國的新國旗，沿用至今的紅、白、藍三色旗，就是拉法耶特的傑作。作為國民兵總司令，他下達的第一個命令就是拆毀巴士底獄。對於這個舊制度象徵的攻克，他感到興奮。拉法耶特代表法國，把巴士底獄的一把鑰匙送給了華盛頓作為紀念，以感謝美國革命對法國大革命的激勵。在我們參觀華盛頓故居的時候，那把大鑰匙還鑲嵌在鏡框裡，端端正正地掛在華盛頓家的大廳的牆上。

　　美國在革命前是英國殖民地，可是他們在英國國會卻沒有自己的代表，等著由別人來主宰自己的命運。他們的「革命要求」最初不過是要求往英國國會選送自己的代表，建立一個表達意願的管道。在被英國斷然拒絕以後，「革命要求」升級為「離開英國，建立自己的政府」。這個時候，看上去他們有了進一步的訴求，可是尋根溯源，仍然還是原來的、建立表達自己意願的管道，這樣一個單一訴求。

　　美國革命在最初的階段也上街。但是，當時並不被英國當局所承認的「大陸議會」成立以後，就由這些代表來決定做什麼了。一場獨立戰爭只是針對英國殖民者，戰爭中，軍人服從總指揮，總指揮華盛頓將軍服從「大陸議會」，表達人民的意願。最終，八年的獨立戰爭以後，在勝利的同時，當了八年士兵的民眾，一聲令下，解散回家。指揮官華盛頓將軍向「大陸議會」交出軍權。美國民眾進一步的所有訴求，基本上都由他們的代表，在州和聯邦的議會上通過正常的程式以立法的形式解決。結果，美國革命實在沒有任何可以向後代炫耀的全民攻打巴士底獄這樣的浪漫革命故事，顯得枯燥，卻很有邏輯。

　　可是，拉法耶特很快就發現，此革命非彼革命，他一腳就踏入了巴黎混亂無秩序的泥淖。拉法耶特這一批熱衷改革的貴族，多年來是和路易十六一起「走過來」的。他們讀過同樣的書籍，他們受到同樣的新思想的影響，他們一起討論法國改革的種種途徑。路易十六對於他們來說，不是一個抽象的舊制度象徵，而是一個溫和善良、願意改革卻又十分軟弱的人。他們對君主立憲制能夠走通，是有他們的依據的，這就是他們對身旁的法國君主的個人瞭解。從道義上來講，造成路易十六今天的局面，拉法耶特們都深具責任。是他們的過度熱情影響了路易十六財援美國革命，因此而造成的法國財政困難，是引發混亂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們帶領民眾推動的革命，在發展失控之後，把路易十六逼進了死角。

　　巴黎民眾的暴動一開始，與其說是在支持，還不如說是在干擾凡爾賽的制憲會議，凡爾賽已經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會議桌。他們一開始就處於被革命強制推動的尷尬局面。所以，一邊還在制憲，就是在協商制定建立政府的規則，一邊卻在規則還沒出來之前，就已經在暴動民眾的推動下，在巴黎奪權。因為，不論他們是否打算奪權，反正「權」也已經逐步轉入暴動民眾的手裡了。代表們除了順水推舟，在沒有規則的狀態下「改組巴黎政府」，別無出路。路易十六被迫接受現實，從新市長手中接過了象徵革命的三色帽徽。

　　此例一開，走出巴黎，就不是「改組」了。全法國一呼即起，革命過程幾乎全部以民眾暴亂為特徵，教堂、修道院被焚毀，莊園被破壞和搶劫，可謂摧枯拉朽，各大城市紛紛奪權，全國大亂，「大革命」一舉成功。

　　面對巴黎武裝暴亂的民眾，路易十六可能想到的，也就是增加武力和恢復秩序了。可是增加武力，就一定進一步刺激民眾。除了惡性循環，真想不出還有什麼解套的高招。這種時候，也不知道是否還有人種莊稼，反正糧荒經常是隨革命而來。於是巴黎的民眾又一次沖向凡爾賽，與王宮警衛衝突，被警衛打死一人。國王被憤怒的民眾押往巴黎。至此，溫和的漸進改革已經註定失敗，只有「革命」必勝。

　　作為國民兵總司令的拉法耶特，進入了工作非常困難的一段時間。他一方面要保護國王路易十六的安全，防止嗜血的民眾聚眾鬧事；一方面要防止一些保守貴族反對革命的激進行動。他主張，自由了的民眾應該服從他們的代表們制定的法律，忠實于自己創造的新國家，不再用暴力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怨仇。這種憲政法治的思想，顯然是他從美國帶回來的。可是，只要他不順從由街頭民眾在推動的激進潮流，他頭上的光環就立即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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