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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

　　◇黃遵憲：《入境廬詩草》

　　黃遵憲（一八四八～一九○五），字公度，別署東海黃公，廣東梅縣人。他是清朝舉人，何如璋做首任駐日本公使，請他去做參贊，由於他博學多才，很得日本朝野景仰。他是有心人，中年苦學日文，然後寫下一部大書－《日本國志》；提醒中國人注意日本。可是大家不注意，直到五年以後甲午之戰失敗，大家才注意到這位先知。梁啟超說如果中國朝野早就注意這部書，甲午之戰也許可以避免了。

　　黃遵憲後來調任駐美國三藩市總領事，再任湖南按察使。戊戌政變後，傳說他窩藏康梁，以致家裡被搜。自是杜門不出，專事著作，一直到死。黃遵憲去過英、美、日本、南洋，思路新奇，眼界開闊。他能以各種新詞彙、新體裁寫詩，他主張：「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主張：「各人有面目，正不必與古人相同。」主張：「吾今所遇之時、所曆之境、所思之人、所發之思，不先不後，而我在焉。前望古人，後望來者，無得與吾爭之者，而我顧其情，舍人從我，何其無志也！……則今憲所為，皆憲之詩也！」這種氣魄，實際是一種大丈夫行徑，最值得我們景仰。

　　◇朱彝尊：《明詩綜》

　　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九），字錫鬯，浙江秀水人。他天資極高，「書經目不遺」。年輕時四處雲遊，「所至叢祠荒塚、破爐殘碣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校同異。」後來被選修《明史》，清聖祖康熙皇帝題匾「研經博物」送他，文名極大。他的著作有《曝書亭集》、《經義考》、《日下舊聞》、《歐陽子五代史注》、《瀛洲道古錄》、《明詩綜》等。

　　《明詩綜》中附有詩話，散見各卷。姚柳依特別摘出來，成為《靜志居詩話》，也就是《竹垞詩話》。

　　詩話在中國古書中，是特有的一種體裁，從《唐音癸簽》、《唐詩紀事》等以來，歷朝不斷。吳景旭有《歷代詩話》內容最多，但是不精。朱彝尊這部詩話，雖然只限明代，但是寫得最精，自是詩話中的範本。

　　這書對明朝自開國的太祖到亡國的莊烈帝二百六十八年間的人物及創作，都有各別的詳細記載。全書分為帝王、宗潢、宮掖、榮章、臣士、閨門、中涓、釋子、羽士、女冠、尼教坊、外臣、土司、屬國、旡名子、雜流、神鬼、謠諺等十九部，內容相當的充實。

　　◇王國維：《海甯王靜安先生遺書》

　　王國維（一八七七～一九二七），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他的祖籍是河南開封，遠祖王稟，在北宋亡國前守山西太原，城陷死節。王稟的孫子隨宋高宗南渡，就變成浙江人。

　　王國維從小是讀古書的，到了十八歲，才知道古書以外，還有西方的新學問。二十二歲起學外國文，二十五歲留學日本。三十六歲以前，他的治學主力在西洋哲學（他是最早介紹康得、叔本華、尼采到中國來的人）和中國詞曲（他的名著是《人間詞話》和《宋元戲曲史》，他提升了中國平民文學的地位）。此後主力轉向古史與古文字學。

　　王國維二十三歲時候，甲骨文出土于河南，首先把這些三四千年前支離破碎的骨頭片，和中國古代歷史結合起來，做出完美而驚人解釋的，就是王國維。因此，王國維對中國學術的貢獻，是空前的。他在思想上、文學上、史學上、古文字學上、古器物學上、古地理學上，都有開山之功，史外求史，發前人所未發，「不屈舊以就新，亦不絀新以從舊。」中國學者中，像他那樣有博大精深成績的，真是「古之所無，今之罕有」了。

　　◇徐渭：《徐文長逸稿》

　　徐渭（一五二一～一五九三），字文長，號青藤，別署天池山人、田水月，浙江紹興人。他只是明朝的秀才，但是他文思敏捷，以才氣被浙江巡撫胡宗憲賞識。《明史》說：

　　渭知兵，好奇計，宗憲擒徐海，誘王直，皆預其謀。借宗憲勢，頗橫。及宗憲下獄，渭懼禍，遂發狂，引巨錐剚耳，深數寸，又以椎碎腎囊，皆不死。已，又擊殺繼妻，論死系獄，裡人張元件力救得免。徐文長用錐子紮自己耳朵，是四十五歲的事。第二年就殺了老婆，此後一直在獄。四十八歲母親死了，他出來辦好喪事，再回去坐牢，五十三歲才出獄。袁宏道《徐文長傳》說他：

　　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來與仗；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先生數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圇。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這樣一個天才人物，竟「數奇不已」（命運總是不好），一輩子壞命，真太令人同情了。

　　◇薛福成：《庸盦全集》

　　薛福成（一八三八－一八九四），字叔耘，江蘇無錫人。他從二十六歲起，就追隨曾國藩，很得信任。五十一歲起，任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清史稿》說他：

　　任使事數年，恒惓惓于保商，疏請除舊禁，廣招徠。

　　其爭設南洋各島領事官，尤持正義，英人終亦從之。又以英、法教案牽涉既廣，條列治木治標機宜甚悉。其將歸也，複撮舉見聞上疏以陳，大恉謂宜厲人才、整戎備、浚利源、重使職；為棄短集長之策。……歸，至上海病卒，優詔賜恤。卒後半載，而中、英訂附款，致將福成收回各地割棄泰半，論者惜之。可見薛福成在晚清外交上的努力。

　　《清史稿》又說他「好為古丈辭，演迆平易，曲盡事理，尤長於論事記載」。他的著作，有《庸盦文編》四卷、《庸盦文續編》二卷、《庸盦文外編》四卷、《庸盦海外文編》四卷、《籌洋芻議》一卷、《浙東籌防錄》四卷、《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牘》十卷、《出使日記》六卷、《出使日記續刻》十卷、《庸盦筆記》六卷。這些著作，對晚清朝野的內幕、對中外早期交涉的實情，記錄最多，也最珍貴，自然是研究近代中國和中外關係的最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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