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李敖　>　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　|　上頁　下頁
六

　　流風所及，真正的洋貨還沒進口就被我們「止」住了，所以一旦有人真正談點西學的時候，一些「善為氣矜」的土包子就看不過去了，就要「向政府質詢」了，就高叫這是「東方人的恥辱」了！

　　第三個原因是「和經濟背景脫節」。傳統派不知道我們東方這一套思想完全是農業社會的產物。農業社會是靠天吃飯，修己以順天。資源是有限的，基本的資源是幾畝地，一代一代的土生土長，誰也沒有擴展的可能，機會的擴充（a broadening of opportunity）是做不到的，每個人生存的條件是祖傳的農作。一塊土地，爺爺交給老子，老子交給小子，小子恭恭敬敬涕泅橫流的收下來，年輕一代生存的機會是年老一代傳下來的，所以不能不敬老，所以老年人在我們社會最神氣；可以「養于國」、可以「杖於鄉」、可以拿棒子亂敲人的膝蓋。因為土地資源就是那麼多，你年輕人想吃飯，就得聽話。

　　農業社會的經濟往往是一種「匾乏經濟」（economy of scarcity）。在匾乏經濟下，東西就是那麼多，你多要了我就沒有了，所以要「知足」、要「克己」、要「樂天知命」、要「允執厥中」、不要「以有涯隨無涯，要乖乖的，要「知禮」。

　　禮教是叫我們要安分，重名分，各守崗位，不要「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要講「仁」，「人而不仁，如禮何！」

　　但是，如果你不在這種模子底下烙守「非禮勿言」．如果你想打破傳統秩序，如果你敢藐視老年人的獨佔系統，你就是一個不識時務的傢伙了！用上面這種觀點來解釋中國思想、解釋儒家學說，則易如庖丁解牛、則一針見血。

　　好景不長的是，正在我們「日入而息」的時候，另一種經濟形態出現了，那就是洋鬼子的富裕經濟。按說這兩種經濟碰了頭，最好的辦法是我們「貧而無諂」，人家「富而好施」。可是這樣下去，我們就永遠是個落後國家。

　　不想做落後國家的唯一辦法是改變經濟形態，從農業社會跨進工業社會。

　　但是工業社會是動的、擴展的、進取的、不知足的、不靠祖宗的、不依賴白鬍子老頭的。在工業社會裡面，一切傳統的價值體系，不論是好是壞，全都是生了鏽的發條，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齒輪發揮作用。

　　我們要跨進工業社會，要光明磊落的跨進，不是「猶抱琵琶」的跨進。舊琵琶除了能遮醜，別無用處。

　　我們要奏工業社會的迎春曲，不能依賴農業社會的舊琵巴。

　　可是一一些老先生卻不這樣想，他們死愛面子，總是不肯「琵琶別抱」，他們忸忸怩怩的，欲說還休，於是錢穆又出場了，錢穆唱道：

　　中國文化一向建基植根在農業上，因此只有在農業社會裡，才可有辦法……不是農業社會，我們的文化力量就難運使，則我們所理想的世界主義，便永難達到。

　　唱到這裡，實在唱得極佳，可是再唱下去，就走板了：

　　中國應該走進一步，走上工業之路。除了農業外，還要加強工業，這樣一來，中國的文化，應可再進一步達到它原先理想的境界……要興工業，便要新科學……只要科學加進來，一切自會變，但問題在如何不推翻固有的傳統而能變。（以上皆《國史新論》頁一三七）

　　這又是兩全其美派的好夢了！錢穆苦口婆心，其目的無非是「變」而又變得「不推翻固有傳統」，想「學到了歐美西方文化的富強力量，而不把自己傳統文化以安足為終極理想的農業文化精神所喪或戕伐了」。可惜的是，他根本沒有想通這兩種東西是互不相容的。

　　據我看來，錢穆對他這些戀戀不捨的話頭自己也不深信的，因為他明明知道「文化之完整性」，把農業社會的味精硬往工業社會的大菜裡炒，其不能可口也，明矣！所以錢穆說：

　　如同砌七巧板，板片並不多，但一片移動，片片都得移，否則搭不成樣子。（《中國文化史導論》頁五）

　　既然這樣，我就要奉勸錢先生，不要再想把農業社會的板片朝工業社會上搭了，「搭不成樣子」的！

　　可是很多老年人硬是這樣子，明明搭不成，卻偏想搭。他們以媒婆的心腸，做救世的事業，例如他們總愛說：「在孝的一方面，的確是今不如古了！」我也同意他們的看法。可是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我們正從農業社會往下脫，脫出了家族本位、脫出了五世同堂，鑽進了工業社會、鑽進了小家庭。在這種經濟形態下，誰也不能為了「防老」就一窩一窩的「養兒」，誰也沒工夫守那「寢苫枕塊」的三年之喪，「今不如古」是必然的。但是，這又有什麼法子？這種「日下」的世風絕不是提倡固有孝道就擋得住的。如果我們要走向工業化，這是一顆必須要吞的苦藥九，當然我們大家都不願意，可是除了拿哭喪棒裝孝子外，我們今天究竟能找到多少二十四孝中的人物？

　　第四個原因是「不瞭解文化移植的本質」。不肯徹底接受西洋現代文化的人，他們派生出來的理由五花八門，不過都不太時髦。最時髦的一種理由是——中國「國情」不同，中國有「空間時間的特殊性」（十教授語），其實這種「特殊性」的論調，早在民國十六年就被常乃德發揮盡致了。他說。

　　一切文化是含有地域性和時代性的，今日中國之新文化，在地域上是「中國」，在時間上是「今日」。因為是在中國，所以絕非西洋，絕不能完全承受西洋文化；因為是在今日，所以絕非舊時代，絕不能完全承受舊中國的文化。在今日的中國，我們的問題不是怎樣採取而是怎樣創造，我們依據時代和地域的背景而創造中國的新文化。

　　（《中國民族與中國新文化之創造》，《東方雜誌》二十四卷二十四號）

　　既然決定創造新文化，於是聰明人的高見又來了，他們想出一個好辦法，這個辦法可叫做「王二娘法。」王二娘去衡陽街辦貨，充分發揮了自由採買的精神，好東西就買，壞東西就不買；回到家裡，收拾房間，好東西就保留，壞東西就往外一丟。王二娘的精神正是十教授等人的精神：

　　存其所當有，去其所當去。

　　取長舍短，擇善而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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