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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殷海光這篇《我對於三民主義的看法和建議》，原登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六日《自由中國》裡。這篇文章是因殷海光一個月前寫《給雷震先生的一封公開信》（《自由中國》，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六日）引起。在這封公開信中，殷海光有這樣一段話： 　　我在臺灣大學任教，算來有十一個年頭了。我教的科目，不是政治，也不是歷史，而是邏輯、羅素哲學、解析哲學、理論語意學這類東西。我在這十一年裡，偶爾為學生辦的刊物寫點文章，也有時被學生請去講演。這些工作，是任何教師份內的工作。只要有學生請，教師們是沒有正當理由拒絕的。我底寫作和講演在從前也沒有出過什麼「問題」。可是，自從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我講演《胡適與國運》以後，「問題」就來了。這一天下午七點鐘，我在校本部開講，由於題目很有吸引力——我不認為我自己有什麼吸引力，當時連走廊上和窗戶上都爬滿了青年。我講演底內容大致與在自由中國第二卷第九期所發表的相同。在這篇講演中，我提到對於中國現代思想最有影響的人物時，只列舉了康有為、梁啟超、陳獨秀和胡適之四位先生，而沒有列舉別的人物。我這樣做系基於我自己所做的種種考慮。我底這些考慮對不對，有而且只有就學術思想的觀點去衡量才可。講演完畢以後，照例由學生提出問題。有一位學生問：「殷教授認為三民主義怎樣？」我當時答覆說：「三民主義系四十年前的政治統戰工具。它是為了迎合當時複雜的政治思想而設計的，所以也就十分糅雜。」我的確沒有在這篇講演中恭維某党人士硬要天下人恭維的偶像；我的確也沒有說半句恭維三民主義的話。除了當作壓制思想的權威以外．我想不出任何理由必須把任何人的話捧若聖經，更何況那些兒十年前的方便說法！大概這招致了某党人士極度的不滿。自此以後呢？每逢有學生請我講演，不是因訓導處同仁說「教室不夠」，便是說「題目不行」，而給打消掉了。對我而言，反正這類事件平常得很，懶得去記憶。世道衰微如此，有什麼可說的呢？ 　　看了這段來龍去脈，我們不難發現，殷海光在寫過千千萬萬批國民黨的傑作以後、在《自由中國》封門的前夜，最後奮其一擊，以他思想家的透視力，在國民黨所倚恃的聖經頭本，嘗試去點破真相、嘗試去動上。顯然的，殷海光為了這一點破真相與動上，很快的失掉了演說的自由、失掉了《自由中國》。如今我們追念這段往事，應該注意到當時自由民主人士的那股雙軌作業一一—軌是用新黨對抗國民黨、一軌是用新解說剝開國民黨的聖經。也許當時他們這樣做，不全是自覺的，但他們在「文字收功」多年以後，最後升級到這種雙軌作業，卻是一種不得不然的發展。雖然他們立論的純度，不無可疑；組党的品類，容有可議，但是他們畢竟百尺竿頭，沒有停止地向前走了。 　　他們在竿頭翻落，求仁得仁，這種勇於殉道的精神，比起扭曲他們以為「紀念」的偽君子們來，真是偉大得無與倫比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以兩小時作 　　〔附記〕殷海光的歷史訓練和資料訓練很差，所以他無法從孫文的著作中舉證，這是他立論的大缺點。孫文在一九一九年寫《文言本三民主義》，在民生主義部分，尚沒提到「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的話，這些話是一九二四年《演講本三民主義》增加的，而那時正是國民黨共產黨哥倆好的時代！三民主義的統戰性質，在此可得佐證！（一九八四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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