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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孫中山下跪

　　根據以上這絕無僅有的歷史記錄裡，我們可以驚訝地發現，在孫中山和國民黨御用史家的一面之詞之外，至少有這些翻案的大內幕：

　　一、清廷中國使館扣留孫中山，是因為孫中山居然敢「改名陳載之」到使館來，使館」即中國之地，彼既肆無忌憚，勢不能不暫行扣留」。因此，事件是偶發的，不是設計的。孫中山是自投羅網，中國使館並沒把他半推半就式地弄進來。

　　二、孫中山在使館時，留下了重要的「口供」，就是「鄧翻譯與孫文問答節略」，透露不為人知的內幕極多。孫中山進入使館，原因是跑去問「有無廣東同鄉，特來拜見」，又」以異地遇同鄉，分外愜意」。他前來英國遊歷，但無法進入皇宮參觀，想托使館幫忙，「設法令我一觀其盛。」

　　三、「倫敦蒙難」的當天，孫中山且在使館吃早餐，以便飯後一起到「海口」去「帶見」廣東人、「探望粵商」．他完全沒有警覺與防範。

　　四、早餐吃過後，孫中山與「馬參贊」聊天，談到他去見李鴻章，但「與羅稷臣相見，據雲中堂不願見我，蓋因改裝剪辮之故」。可證國民黨宣傳孫中山見了李鴻章，是亂蓋的。胡去非在《孫中山先生傳》中說孫中山「至北京時，冒險謁李鴻章，密陳北京政府之橫暴腐敗，革命之不可緩，議論雄快。李謝之曰：『今日之革命，餘亦知其不可已；然餘年七十有九，精力既衰，斷不能大有為，幸君努力為之，中國前途，唯君等是賴，餘必為君後援』云云（見時事新報館編《中國革命記革命黨小傳》）。吳稚暉編年系『別傳』雲，中日交戰前，先生由湖南出揚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險晤李鴻章於私邸，陳說大計，勸李革命。李以年耄辭」等等，都是鬼話。

　　五、孫中山自一樓上二樓上三樓，直到被關進加鎖的房子，是逐層參觀而上，都沒有被強迫情事。並且要他「安住此房，不做犯人看待，只不許出門，如要看書，均可取來」。

　　六、日夜看守孫中山的是「鄧刺史（廷鏗）、武弁車煥章、謝邦清、造炮學生宋芝田及洋僕二名」。

　　七、第二天清早，鄧廷鏗陪孫中山早餐，孫中山說：「此地乃系英國，欽差在此，斷難致我之罪。」正因為他相信奈何不了他，所以他才敢來使館，「否則我亦不自來署。」

　　八、孫中山提到他「已入美籍」，是美國人，「美國得知」會提出干涉。鄧廷鏗卻說」華人不能入籍」，說：「我曾在〔舊〕金山多年，亦稍知美例。」因而不予相信。

　　九、孫中山提到「廣東有一富人」要謀反，「該富人不知審時，我所以阻之也。」「欲謀反者是他，而非我也。」但據清廷官吏看法，這位「當道倚重」的富人，是被孫中山「妄扳」的。

　　十、孫中山被關後的第四天（十月十四、舊曆九月初八）的談話，最重要。當鄧廷鏗表示如有委曲，何妨一說，「倘有一線可原〔諒〕之路，我亦可念同鄉之誼，代求欽差，為你申雪。」你也可回到家鄉，「再謀生業」。並告訴他我鄧某人也有情報，並非全不知情，你且說說看，看看與情報合不合，以證明是否「輸誠」。孫中山遂說：「事可明言，但不知欽差願意排解否？」鄧廷鏗說：「欽差最喜替人申冤，只要將實情說出，我必竭力代求。」

　　於是孫中山「即跪下，叩頭流淚雲：『如事能直，恩同再造，感德不忘』」。

　　十一、「國父年譜」中說孫中山「幼名帝像」，他對鄧廷鏗道出這一命名原委是：「再號帝像，此號是母所名，因我母向日奉關帝像，生平信佛，取號帝像者，望我將來像關帝耳。」此一聲明，顯然表示並無在人間稱帝為王之意。

　　十二、孫中山透露「其中有一姓陸者（陸皓東），本系蠶師，過堂苦打，強逼成招」，成了叛亂犯，「已被正法」，這是冤枉的。

　　因為孫中山組織「農學會」，雖然未得官方批准，（今日「內政部長」吳伯雄聽著：孫中山在專制時代，尚有未經官方批准即行結社的自由！並且該「農學會」成立於民國以前，故照你的王八蛋邏輯，至今猶可無須登記而存在也！）但該會「不過教民種植，意欲開墾清遠縣之荒田」而已，並沒有謀反，「謀反之事，我實無之。」「我真有莫白之冤也。」他們實在是遭到了嫁禍與迫害，是被誣為革命黨的。被誣以後，陸皓東「一見刑具，即妄招認」，以致「無可挽回」。這一說法，與今天的國民黨革命史南轅北轍，並且根本否定了陸皓東的革命性。

　　十三、孫中山對鄧廷鏗說：「萬望欽差，代為申雪，俾得回國，另謀事業，斷不敢再行為亂〔注十五〕。」

　　十四、孫中山對外國報紙說使館中人說要把他「先行毒死，解華戮屍」的事，《隨軺筆記》透露「此蓋該犯臆造，藉以駭人聽聞也」。

　　十五、孫中山《倫敦被難記》中說他對使館中英國僕人柯爾（George Cole）曉以大義，請他帶信，只是「酬以二十鎊」〔注十六〕。

　　據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中說：「再當時柯爾答應救孫中山先生的時候，孫先生除了把身上所有的錢給他，還允許他將來出去之後，再要酬報他，所以後來康得黎博士介紹孫先生到處演說請大家幫助，所捐到的幾百英鎊，也統統送給柯爾。柯爾為了這事，早已被使館辭退了。」可見在「二十鎊」外，別有承諾。據吳相湘《海外新見中國現代史史料》（《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一冊），在英國政府檔案中，得知柯爾「承認孫允許給予一千鎊之酬勞金並且立即付給二十鎊」。足證《隨軺筆記》所述，並非空穴來風。《隨軺筆記》中說：「十九日，仙舟接短工洋僕查耳時來信，內言孫文起初幾次著伊送信，優給金錢，伊皆一律繳呈馬格裡爵參贊，未得分毫獎賞。嗣孫複許酬英金五百鎊送一密信，並囑其事後離開使署，隨孫度日，故伊甘冒不法，以洋信密報孫友坎特立及門森兩英醫。兩英醫因即在外設法派人伺守，並報外部及巡捕房，各報聞之，遂亦附和做不平嗚，致貴署不能不將孫文釋放，曷勝悵悵。馬爵參贊當時曾經恫嚇，謂如有走漏風聲者，當送官嚴辦，餘是以照實供明，聽候懲治云云。仙舟司馬以此信示馬參贊，馬參贊無計可施，徒形憤憤。……然傳遞密信之好僕，以孫文所酬只有英金二十五鎊，控諸刑司，又不得直，至今迄不甘服。」這一內幕，也極為有趣。

　　以上所寫倫敦蒙難的一些「羅生門」〔注十七〕，足見我們多年來，主國民黨一面之詞的宣傳下所得的印象，實不足憑。現在史料的陸續出現，證明孫中山《倫敦被難記》所說，也不無錯誤〔注十八〕。我們在研究這一問題的時候，實在該注意別上國民黨溝大當才好〔注十九〕。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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