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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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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少白回憶 一八八二年,孫中山十七歲時候就結交了陳少白等,被呼為「四大寇」。陳少白後來在《興中會革命史要》裡,曾有這樣的追憶: 有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廣州,忽然藥房裡有信來,說:「孫先生失蹤了,藥房中開銷很難,收入不敷只剩十幾塊錢了。」我接到信,就到廣州去,替他維持店務。等了多天,一點消息都沒有,心裡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來了,手裡拿了很大一卷像檔的東西,他見了我就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問他:「你跑到什麼地方去的?」 他說:「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開手裡的一卷紙給我,我拿起來一看,裡面乃是一篇上李鴻章書,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裡關起門來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我就隨便修改一下,以後,他對於藥房也不管理了,就到上海去要把這封信上給李鴻章。我沒有辦法,就讓他去,同時我就替他把兩間藥房收拾起來,交回那些出過股本的人。 孫先生到了上海,找著了一個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鄭觀應(字陶齋),托他想方法見李鴻章。有一天,在陶齋家裡碰到一位太平天國的狀元王韜(號紫銓,別號天南遁臾),王韜曾到過香港助英國牧師瀝博士(Dr.Legge)翻譯四書五經,瀝博士回英國也請王韜同去,在英國住了幾年,後來回到香港,為《迴圈日報》主筆。再回上海來,聲名很盛,筆底對於世界知識,也很充分,並且他是和太平天國有關係的人,所以孫先生在陶齋家裡一見如故,就把那篇大文章,同王韜商量起來,王韜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 這時候,王韜有一個朋友在李鴻章幕下當文案,王韜就寫了封信,介紹孫先生到天津,見這位李鴻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或者可以見李鴻章,孫先生快樂極了,就到天津去見老夫子。那時候,剛剛中日大戰,打得很厲害,李鴻章至廬台督師,軍書旁午,老夫子把孫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鴻章那邊去,李鴻章是否看過,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後來李鴻章說:「打仗完了以後再見吧!」孫先生聽了這句話,知道沒有辦法,悶悶不樂地回到上海,陶齋看見了,就替他想方法到江海關去領了一張護照,請他出國去設法,孫先生也就乘輪到檀香山去了。 孫先生所以耍上李鴻章書,就因為李鴻章在當時算為識時務之大員,如果能夠聽他的話,辦起來也未嘗不可挽救當時的中國,豈知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這時候,孫先生的志向益發堅決,在檀香山就積極籌備興中會,找人入會,一定要反抗滿洲政府。大約在是年(甲午)八九月之間,就正式成立興中會。 由於陳少白是孫中山的老友,他的回憶,最值得重視。當然他的回憶也須加以考訂。例如他說鄭觀應與孫中山的關係,就太疏略了,此事牽涉到上李鴻章書的內容,不可不先弄清楚。 鄭觀應影響孫中山 鄭觀應(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應,字陶齋,廣東香山人。他生於鴉片戰爭時代,覺醒于英法聯軍時代,在成年以後,為了救國,放棄科舉,改行從商,努力學習西方語文,瞭解西方富強之道。 在清末洋務運動中,鄭觀應曾多方面的參與,他做過不少有關富強的文字。一八六二年,他出版《救時揭要》,後來三十年間,陸續增訂,最後成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書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為《富國》、五至七卷為《開源》、八至十一卷為《強兵》、十二至十四卷為《節流》,共一百零二篇。有某些篇後還附有英、法、德、俄等國有關資料和張之洞、薛福成等人有關文章。 一八九二年,鄭觀應在這書初刊自序中寫道: 六十年來,萬國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維新、言守舊、言洋務、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見木原、深明大略者,有幾人哉?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應雖不敏,……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興學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為良田,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電線、薄稅斂、保商務,使物暢其流。…… 這些議論,自然是兩年後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中「人盡其才」「地盡其利」「貨暢其流」的張本。孫中山是鄭觀應的老鄉,也是朋友。鄭觀應影響孫中山,自不待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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